论史志编修工作的立法问题

目前 ,史志编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究其根源 ,大都与缺乏法律的规范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史志编修工作立法已经刻不容缓。     

论民法解释之依据与解释方法之运用

法律解释不仅包括法律规范内容含义不明确、不清楚时的解释,还包括对法律规范的有无进行的判断、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进行的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依解释法律的主体及效力的不同,民法的解释一般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而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体系、目的、历史、比较等方法。法律漏洞的补充与法律条文的解释有时并不能截然区分而有所交叉,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政治的道路漫长，艰辛而又是异常曲折，无数有识之士在这条道路上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革命才圆满的画上了句号。回顾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     

国家与经济发展:关于发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讨论。作为政治因素的核心,国家自然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应建立国家经济学,把政治观念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探讨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历史剧争论之检讨

20世纪的历史剧争论经历了40年代发端、60年代激化、80年代深化、90年代反思等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史剧观,如古为今用、"失事求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典型化"、"传神史剧"等主流观念,以及"伟大性"、"非历史化"的"假定性"、"寓言说"、"观众认可度"等非主流认识.争论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过分强调类比现实、缺乏体制意识、忽视文人艺人比较、封闭性明显、宏观研究不足等,限制了争论的广度和深度.     

试论中共七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这次会议本身。中共七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里程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分水岭。     

民事诉讼协同主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民事诉讼协同主义,是由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院的阐明权(义务)等一系列诉讼义务构成的理想化的诉讼图景。协同主义的基础条件是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化、福利化,通过适当扩大法院职权,修正、补充辩论主义。协同主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模式,而是协调各方诉讼行为的一种诉讼理想,其作用在于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在我国构建协同主义,必须兼顾其周边制度要素。     

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分析

人们通常将宪法监督模式在总体上划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即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宪法委员会监督型和宪法法院监督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如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等。对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