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方法策略及历史贡献 ——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方法策略,如既讲齐心奋斗、又强调看清形势,既重视建好基层组织、又注重抓好工会组织,既立足安源、又放眼全国,使之成为了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树立了一面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后备力量。     

论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范围仅限于侵犯财产罪;另一种则认为还应包括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有法条关系的犯罪;再一种认为,仅有部分侵犯了财产法益的特殊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本文对以上各观点进行了评价,立足于体系解释的原理,主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范围应特指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多篇重要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探讨了在当时的历史背号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其内容主要涉及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重温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建思想，对做好新时期的党建工作给予诸多而有益的重要历史启示。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

沉默权制度作为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利弊及现今限制等问题予以了解,这对我国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改以及相关问题的废、改、立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1980年代初，中共中央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期稳定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作出关于第三梯队建设的战略决策。这一过渡性人才选拔培养战略，至80年代末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研究 ——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伤害”的法释义学分析

对于所患传染病种类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工,由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实务中就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存在争议,导致相关职工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职业病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法定列举,法律解释空间极小;事故伤害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相当的法律解释空间。法院对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纠纷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将职工患传染病纳入遭受事故伤害的思考路径。研究通过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结合工伤保险的目的与工伤认定的本质,并为了法律概念的统一使用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解决,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强化论证了传染病可被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从而化解因工患传染病职工认定工伤无法可依的困境。     

论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

19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创建劳动学院,其在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办学主体、课程设置、学员管理等方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及其前身有着明显的校史关联。加之刘少奇在劳动学院、延安工人学校以及全总干部学校之间的传承因素,劳动学院可以被视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办学历史的最早发端,也是全总举办工人干部高等教育的开端。本研究探讨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有助于推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当前的学校建设,推进学校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建设,呈现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培训事业的发展历程,增进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教育的历史传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