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方法策略及历史贡献 ——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方法策略,如既讲齐心奋斗、又强调看清形势,既重视建好基层组织、又注重抓好工会组织,既立足安源、又放眼全国,使之成为了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树立了一面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后备力量。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多篇重要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探讨了在当时的历史背号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其内容主要涉及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重温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建思想，对做好新时期的党建工作给予诸多而有益的重要历史启示。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

沉默权制度作为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利弊及现今限制等问题予以了解,这对我国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改以及相关问题的废、改、立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1980年代初，中共中央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期稳定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作出关于第三梯队建设的战略决策。这一过渡性人才选拔培养战略，至80年代末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论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

19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创建劳动学院,其在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办学主体、课程设置、学员管理等方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及其前身有着明显的校史关联。加之刘少奇在劳动学院、延安工人学校以及全总干部学校之间的传承因素,劳动学院可以被视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办学历史的最早发端,也是全总举办工人干部高等教育的开端。本研究探讨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有助于推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当前的学校建设,推进学校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建设,呈现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培训事业的发展历程,增进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教育的历史传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实现社会公正与中国工会的历史使命

建立完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文章结合党的十七大精神与工会十五大精神,从社会公正的目标与保障体系,改革完善分配制度,推进民主建设,扩大公共服务等角度,阐述对中国工会使命与作用的认识,中国工会必然要在建立完善社会公正保障体制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关于“实事求是”的两种解析

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事求是”即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是”就是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事”是人的存在本身,“是”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的规律,“求”就是作为对人的存在真理的追求。     

盐业合伙契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兼论新《合伙企业法》的不足与完善

合伙兼具设立简便、出资灵活、管理便利等诸多优点,是一种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各种合伙制度又因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等不同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非常鲜明的特点,分析盐业合伙契约并阐释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对于探讨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Gendering”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 changes,reform coalitions and opposition in the OSCE

Th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has rarely been considered in scholarship on gender and security, even though it was one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sations whose gender policy predate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s call for mor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October 2000.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official OSCE documents an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 trace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the OSCE and explore the rationale behind and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it. We identify two phases of gender policy change in the OSCE and show how the integration of UNSCR 1325 brought about an expansion of OSCE gender policy from an exclusive focus on “soft” security issues towards increased inclusion of gender in the area of “hard” security. Drawing on historical and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we argue that reform coalitions were crucial for the policy changes in the OSCE but that they encountered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barriers, which hamper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der policy. In light of rising opposition, our analysis warns of a backlash that might jeopardise current achie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