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趋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差距,决定了我国的刑罚制度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那种轻缓程度,但我国新刑法的指导思想、实质精神以及刑法的执行措施和部分总则与分则的修订中都已经体现了轻刑化这种价值取向的观点。     

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

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乃至国家的人权状况。量刑必须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指导，并合主义要求妥善处理好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贯彻责任主义是尊重人权的基本要求，点的理论是消极的责任主义的必然结论；法官必须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并且只能在责任刑的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不能为了一般预防的需要对被告人从重处罚，任何场合都不得在责任刑的点之上量刑。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

死刑执行程序作为死刑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范。设置立法严谨、运行高效的执行程序，严守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确保死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地维护，使死刑的执行更加规范化和人道化，以实现程序公平、正义。基于此，文章从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死刑执行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     

关于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立法完善

放眼世界,废除死刑已为大势所趋,但我国由于自身诸多客观因素既不能仓促废除又不能无动于衷。在此两难之下,限制死刑就成为我国对待死刑的最佳选择。因此,作为限制死刑的核心要素,"死刑适用标准"也就尤显重要。通过对现行的死刑适用标准提出"罪大恶极"死刑适用标准的历史回归,提高"死缓"核准级别,以及扩大死刑非适用对象等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死刑适用标准。     

人权保障视域下的我国死刑政策现状分析

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人权成为当前人类文明强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各国废除死刑最重要的原因和思想基础。在现阶段，我国虽然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控制和合理减少死刑的立法与司法，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传统死刑政策进行反思，真正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落到实处，树立现代死刑政策的科学理念，为我国死刑政策提供正确、理性的导向。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论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协调与实践路径——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为视角

由于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作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现象,因而两种权力在具体运作中存在一定的交叉而导致冲突。协调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关系,既要考虑从立法上理顺两者关系,又在实务活动中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在理论上,对于两种公权力的关系也应加以澄清,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功能与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     

中国证监会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研究

监管手段的多样化是近几年来中国证监会执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新的监管手段被中国证监会统称为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从而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然而,这些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仍然需要具体确认是否确实具备"非行政处罚性",中国证监会是否有权采取这些措施以及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遵循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