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移民、非法移民概念的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移民、非法移民的相关规定,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大多是研究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的移民问题,涉及中国作为移民输入国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其中非法移民问题的成果少见。研究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的相关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界定“非法移民”的概念,这就必须首先界定”移民”的概念;同时,还必须进一步理解“非法移民”与“三非人员”、“难民”等相关概念的关系。     

专利保护平衡机制的实现——兼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因文字语言表达的限制,专利权人较难通过权利要求足够好地描述其发明构思,在权利要求公示的基础上,通过引进等同物来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发明构思,成为各国的通行做法。在构建等同侵权的要件、确认等同侵权的例外方面,遵循公平原则始终是平衡专利权人与公众利益的标杆。现有技术抗辩中采用"容易推导"代替"新颖性"标准,等同侵权中以"置换容易性"代替"无创造性"要件,法官在评价"容易推导"及"置换容易"时参考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专家证言,可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     

DEALERS,THIEVES, AND THE COMMON DETERMINANTS OF DRUG AND NONDRUG ILLEGAL EARNINGS*

Drug crime often is viewed as distinctive from other types of crime, meriting greater or lesser punishment. In view of this special status, this article asks whether and how illegal earnings attainment differs between drug sales and other forms of economic crime. We estimate monthly illegal earnings with fixed‐effects model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pported Work Demonstration Project and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Although drug sales clearly differ from other types of income‐generating crime, we find few differences in their determinants. For example, the use of cocaine or heroin increases illegal earnings from both drug and nondrug crimes, indicating some degree of fungibility in the sources of illegal income. More generally, the same set of factors—particularly legal and illegal opportunities and embeddedness in criminal and conventional networks—predicts both drug earnings and nondrug illegal earnings.     

论专利等同侵权的判定时间

虽然专利等同侵权理论已经得到普遍确认,但对等同侵权判定时间点的选择却各不相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曾经出现了专利申请日、专利公开日、专利授权日、侵权行为日等不同标准。相对而言,侵权行为日标准不仅没有损害专利权利要求的告知功能,而且能够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因而是一种较佳选择。     

互联网侵权交易的政府监管

伴随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网上商品侵权交易的突出问题,政府部门开展互联网侵权交易监管不但存在着理论上的困境,还要面对政策支持不力、外部机构协调困难和内部组织不适应等三方面的难点,因此,围绕网上侵权交易的特点,政府需要进行适应性的变革,在有限的监管空间中寻找可行的路径,达到互联网自由发展和侵权交易有效监管的平衡。     

非法证据为何难以有效排除——兼及中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未来

既往的研究太多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粗疏这一制度层面解释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的原因,但这并不充分。从结果层面而言,非法证据没有被排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被采纳。对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的研究必须深入解析法官采纳非法证据的内在原因。法官证据运用的形式主义化、刑法的主观主义倾向以及司法实务部门对证明力规则的过度追求等因素,是诱发法官采纳非法证据的重要原因,并由此造成了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仅限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将证据信息的供给、刑事实体法的调整、证明方法的转换以及证据能力规则的建设等均纳入视野。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论非法采矿罪的归位与拓展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是非法采矿罪的基本要件。但多功能的现行采矿许可证就像一个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这就导致犯罪构成的理论争议和适用的不确定性,也是非法采矿罪包揽非法采矿系列犯罪的成因。采矿许可证的实质性功能是矿业市场进入特许权制度,如此界定才能准确把握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对象、客观方面和情节等。非法采矿并将矿产品占为己有的结果,构成牵连盗窃犯罪、想象竞犯罪以及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等系列犯罪,是其他犯罪领域里少见的数罪。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混乱与匡正——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素,在认定的时候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进行,我国将推定的事实基础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规定违反了主、客观关系,违反了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从微观角度看,这些规定出现了很多的不合理结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司法推定中应当注重行为作为推定基础事实的作用,在规定上应当采用肯定要素和否定要素相结合的推定模式。     

从加害给付看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兼评《合同法》第122条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是民事责任竞合的典型形式,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模式各不相同,学者的理解亦莫衷一是。其基本理论传统上只是笼统概括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并未仔细区分民事责任具体责任承担方式之间的竞合以及不同性质利益之间竞合等具体情形;同种性质责任承担方式之间才存在责任竞合,应当厘清不同的具体承担方式、区别不同性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