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违法之原因及对策论析

违法“红头文件”常以法律之名行干扰法律实施之实,已成为影响法制统一的一大隐患。违法“红头文件”泛滥主要是人治思想的体现,监督机关预防和纠正不力、行政复议范围的狭窄以及司法上无救济途径等诸多原因,使行政相对人面对违法“红头文件”的侵害有苦难言,在一定程度上又放纵了“红头文件”对法律的恣意冲突。本文试通过对“红头文件”违法原因的分析,找出相关法律对策,以期能对这一抽象行政行为走出困境有所助益。     

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以此为突破口设置我国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然而当前是否已经具备了引进沉默权的条件,在我国目前的“本土”环境下其能否有效运行,还需进行辩证的分析。如沉默权所要求的制度条件,沉默权的引进应该暂缓,沉默权与拒绝自证其罪的关系。同时提出了以拒绝自证其罪的角度设置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论劳动法上的雇主资格

在我国,劳动法上的“雇主”以“用人单位”代替且缺乏相应的雇主资格理论。若仅援用民法“法人”理论,则难以解释劳动法上雇主资格问题。本文认为,雇主资格的认定关键在于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通过对雇主与民事主体资格的比较分析,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构建了雇主资格的认定体系。同时,对非法用工主体这一非常态的“雇主”也进行了相应探讨。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吴英案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相关司法解释中推定依据存在不足。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把是否存在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作为推定的前置条件,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资金用途、集资方法。     

论侵害人格权之获益返还——兼论《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适用

侵害他人人格权获得利润,本为现今之普遍现象。但是如何处置此种不当获益,乃民法上之重大课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此设有较为周全之规定,但未言明该请求权之性质,对其适用恐嫌不妥。因此,以批判的观点检讨现行立法及学说的规定,认为其实质上是不法管理制度,并认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人格权受侵害之财产损失,不及于精神损害。同时明确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明确其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至为关键。     

当前我国非法集资活动形势与处置对策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法集资活动日益严重,大案、要案频发,且非法集资活动出现了区域性特征。一些地区和城市出现了几乎全民参与的、传销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并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犯罪案件,严重危及了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呈案件数量逐步增加、新形式和新手段不断涌现、涉案被害人和金额持续增多的特点。全国各地对处置和预防非法集资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成功处置非法集资案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房屋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及其架构——一个风险规制的行政法学视角

我国房屋征收领域已经存在系统的社会风险。作为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环境影响,重塑征收的合法性应注意房屋征收法制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凝聚价值共识、扩大公众参与、注重反思理性应当成为房屋征收社会稳定评估机制的架构基础。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具有刑事审判程序、对物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及无刑事定罪程序的法律特征。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其权力性质仍属于公诉权,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研究

如果能够证明初次供述涉嫌用非法手段获取,此后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下作出若干份相似的再次供述是否应当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必须解决的问题。排除重复供述的标准在于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联系密切程度,应当运用"五步排除法"权衡。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