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鉴定400例放射学特点分析──兼论法医临床学与放射学的关系

为探讨法医临床学鉴定与放射学的关系，本文对４００例活体鉴定就放射学检查的有关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２６６例进行了放射学检查（占６６．５％），其中Ｘ线１７６例（６６．２％），ＣＴ４３例（１６．１％），两者均有的４７例（１７．７％）。放射学检查部位中，Ｘ线以四肢为多，ＣＴ以颅脑为多。误诊率为９．０２％，放射学检查与致伤原因之间有一定关系，轻微伤中不必要的ＣＴ检查多见。并就放射学误诊的法律后果及不必要的放射学检查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从法医临床学的角度对放射学进行了评价，指出在活体鉴定中可以应用放射学知识协助证明损伤、推断损伤形成机制、个人识别及研究损伤时间。因此法医学鉴定人必须有放射学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作者还试图提出法医临床放射学。     

浅议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虽然经历了三次修正案的修正补充,但在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足。2004年3月,全体人大代表表决高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的两个亮点是: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首次对人权加以规定。另外,本次修宪不仅像前三次修正案那样对经济领域有所修正,还对国家形式及国家机关等多方面加以修改,突出了依宪治国的精神。     

我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之思考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开始全面铺开《指导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推行在理论和我国现实中,在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严密分析之下,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消费者概念的法律思考

消费者是社会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是购买、使用、持有、处分、接受商品和服务的人,是具有最终消费行为的主体。判断消费者的依据是最终消费行为,不应考虑行为者的目的、动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是否为满足“生活需要”。在单位以最终消费主体而非以经营者身份与其他经营者形成的生活消费关系中,单位是消费者。     

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使用之确定化设想

我国学者近十年来在法学体系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法"语词可以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我国法律体系中也使用了中义社会法的概念.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存在着辩证关系.为了在社会法研究中解除困惑、方便使用,建议将这些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     

重树文学批评的浩然之气

中国的文学批评要继续生存和发展,要在全球化时代中有所作为,就需要重树它的浩然之气。面对文坛大腕,不瞎捧;面对名利诱惑,不媚俗;面对"权威"的棒喝,不低头;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不盲从。批评家的这种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是文学批评充溢浩然之气的前提;批评家丰厚扎实的学识素养和良好的理性思辨能力,是文学批评浩然之气的保障。     

完善侨胞权益法律保护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海外侨胞是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该文从保护海外侨胞权益、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创业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出相关政策与法律建议。     

论独立监管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权力机构学说为视角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预见到社会权力机构的兴起,这一预见已被中西方主要国家独立监管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实践所证明。作为日益重要的经济管理主体,独立监管机构的公益代表性与权力合一性完全契合经济法主体特征的基本要求,亟需在经济法主体理论上对此作出回应。纳入独立监管机构考量后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更加完善,可以明晰国家与政府在经济法主体类型上的差别,解释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在性质上的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主体地位问题。基于独立监管机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经济法主体将呈现出"政府——独立监管机构——市场主体"互动模式。     

Personal budgets in adult social care: the fact and the fiction of the Care Act 2014

ABSTRACT

Personal budgets have been heavily promoted in government policy in England as a means of increasing the personalis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adult social care. The Care Act 2014 for the first time creates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for personal budgets to be allocated to all individuals using state funded social ca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a particular rhetoric has developed in social care policy around personal budgets, which draws freely on the language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and suggests that grassroots ideas are the central purpos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personal budgets into policy. It considers whether the promises made in policy are embedded in the 2014 Act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claims in social care polic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model of personal budgets created by the 2014 Act on the other. It concludes that the policy rhetoric around personal budgets directly appropriates the language and ideas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while promoting a wholly distinct agenda of public sector marketisation.     

美好生活的社会保护水准:社会政策体系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的建构

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是我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构建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关键在于瞄准相对贫困目标、构建福利认证标准和消除社会排斥状态。基于人类需要理论和国外基本需要战略等相关研究,应以民生保障、适度普惠、多维满足和防止伤害等为具体目标,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这一标准分为最低标准和适当标准两个层次,包括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和照料五个维度的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要在全面性与协调性、主动性与精准性、适度性与发展性三个方向着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解决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