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

如何区分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论,在刑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于"不法侵害的结束",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不能单纯从犯罪行为是否继续或犯罪行为是否既遂来判断,而关键看防卫人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有无可能有效排除不法侵害行为或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限制规则

因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司法解释采取了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为依据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制度,引起较大争议。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医疗侵权造成患者损害的,应以全部赔偿为原则,辅之以过失相抵规则和衡平原则。对患者因医疗行为带来的损害,医疗机构原则上应全部予以赔偿;由于患者本身的原因与医疗过错共同作用造成损失的发生和扩大的,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适当减轻甚至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还应当考虑医疗机构的过错程度和偿付能力等因素,适用衡平原则。     

美国宪法解释:"麦迪逊两难"之消解

在美国宪法解释实践中长期存在着被学者们所称的“麦迪逊之两难”问题,即民主多数统治的自由与少数自由权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似乎不可消解的张力之中。不同的学者和法官由于基于各自不同的民主与宪政原则,而在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与立场,主要分属两大宪法解释流派: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然而,认真考察和分析美国宪法与宪政原意与原则理想,则会得出“麦迪逊之两难”命题不过是一个假命题的结论,因为真正的民主自身包含着自由平等原则。     

论农民工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构建

农民工利益被损害首先在于其合法的劳动合同利益被侵犯。立法上的不完善、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农民工利益保护组织缺失、社会歧视的存在以及自身法律素质和能力的低下是农民工合同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合同利益保护不仅是一个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多维互动的过程,更需要培育农民工维权组织,加强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法律意识特别是合同意识的培养。     

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逆向嵌入与信任消解——基于深圳市L区的实证研究

社区股份公司是城市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空间拓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现阶段我国多样的市场机会,社区股份公司却长期固守低端物业和租赁经济,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基于深圳市L区31家社区股份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民通过“出身”股权和宗族网络逆向嵌入社区股份公司,严重束缚了社区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自主性。由于社区股份公司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正式沟通渠道,以及过往合作质量较低等因素,极大地消解了双方的信任,社区股份公司不能很好地回应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未来需要从做实集体股份、完善公司治理、调整股权结构、重建信任机制以及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破解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形势,应使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社会调查、前科消灭以及设立未成年人法院等做法,引入和建立其他新的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对受害方的法律保护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中,拓宽了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扩大了受害方的索赔权利、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的方式、实行了新的证据制度,这都体现了对受害方的保护。     

共同饮酒法律责任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涉及共同饮酒的142个侵权案件的判决理由进行类型化分析发现,根据法院判决对注意义务的认定,可以区分为"危险防范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法定附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等。通过在法理上对这些注意义务的来源进行辨析,其均存在一定问题。在与此相关的侵权案件审理中,法官通过扩大注意义务范围对社会交往规则进行调整,以司法政策为导向的过错认定有一定弊端,应当在侵权案件审理中坚持司法克制。     

知识产权侵权不停止的司法适用模式——基于138份裁判文书的文本分析

数据统计与个案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我国法院主要依自由裁量权主动适用侵权不停止,而不以侵权人申请为前提。公共利益是最常见的理由,履行不能、权利瑕疵等其它理由所占比例很小。在以公共利益为由的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也是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在法院作出侵权不停止判决的案件中,采用替代措施的仅占少数,替代措施也并不统一,以合理使用费和提高赔偿额为主。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应设置侵害者抗辩作为前置程序,明确利益平衡原则在相关案件中的适用以及支持由法院决定替代措施及其内容类型。     

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当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找出应对的策略，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能有效保障警察在执法活动中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