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团员先进性的思考

保持团员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保持团员先进性的思路及对策,对于提高团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团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略谈"职工持股"的利与弊

职工持股制度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以及在推动民私营企业改制和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WTO规则下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对策分析

WTO反倾销规则为各成员的反倾销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 ,我国有义务保证本国的立法与其一致。本文揭示我国在反倾销立法上的改进和仍存在的不足 ,并对入世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立法提出建议。认为完善反倾销立法 ,不能只是对原条例的简单修补 ,而应在更新立法理念的前提下 ,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既符合WTO反倾销规则又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反倾销法律。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地缘解释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其所拥有的地缘困境。要改变这种地缘困境,重要的是找到促进地缘要素变化的主要中间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通、通信和教育是推动地缘要素变化的主要的中间变量。发展交通、通信和教育是西部地区变地缘困境为地缘优势的关键所在。     

我国公务员权利及其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既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更标志着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步入法制化保障的新时代。我国公务员依法享有较为明确、广泛、真实的权利。公务员权利及公务员权利保障有其科学的内涵。我国公务员权利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然而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和创新,尤其是我国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申诉控告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     

政府起源的经济学解释

对政府起源的解释是对政府的一种不断“解构”的过程。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 ,将政府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来考察政府的起源 ,揭示了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从而为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Decentralization in Italy and the Troubles of Federalization

Since the mid-1990s, Italy has made significant steps towards federalism, decentralizing political,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also by means of a maj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Yet, 20 yea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cess, the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problems in finalizing these reforms towards a stable federal architec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Italy as a case of failed federalization. Adopting a long-term focus inspired by the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pproach, we argue that federalization has been trapped between a rather anomalous (and pathological) alliance between a persistent centralism, which prevailed when Italy was born as a state in 1861, and an ever-present strong tradition of localism.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show the very incremental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o map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along the 150 years of the Italian state, identifying bo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help to explain this unfulfilled journey towards fed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