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论析

"神"、"钱"、"权"都是人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神本"、"物本"、"官本"都是人以人的某种片面性的本质为本.以人为本不能归约为以民为本和以人民为本.在全球视域中,人作为同一性和同质性的类,人为本意指人是人的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根源和根基,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是以人为本的.在社会和阶级视野中,人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以人为本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展现出它的完整的形态.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和落实,依赖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安排,依赖于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客观社会生存模式.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要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     

迈向合作治理: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制度边界及优化

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治理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性问题。借助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会发现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共同构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与保障,同时也是平台治理的重要制度资源。任何一项制度资源的投入会随着制度实施的环境条件以及制度执行者的价值观念变化而产生制度成本与效益的边际效应,这就为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的功能范围设定了制度边界,因而需要优化配置制度资源的投入和组合。而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的互嵌性,以及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在服务于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目标耦合性,也就决定了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之间存在制度合作的空间。因此在平台经济治理中,通过审慎评估国家法律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实施效果,有效吸纳平台规则的治理优势,优化政府监管执法资源投入,可以有效形成合作治理的平台经济秩序。     

直接民主制的困境和代议制民主的防护保障机制

直接民主制作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直接民主制从政治实践到理论本身都面临着困境。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为民主车轮继续前行注入新的动力。但是,代议制民主自身同样也面临着天然的或衍生的缺陷,必须为其构建防护机制,以保障其有效运行。     

广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制度创新的启示——基于制度生态视角的个案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生态视角分析发现:在我国城乡统筹问题上,市场无力而农村社会发育不足,政府治理变革成为主要动力。广东的经验揭示出:市县治理是最佳的统筹空间,政府变革可以显著推进城乡统筹,地方政府治理变革要紧抓职能重组与机构再造,正视制度创新困境,关键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以组织系统学习能力的提升来激发内部动力。制度生态对制度创新具有约束与激励作用,而制度创新对制度生态具有适应与改造作用,广东虽面临一些亟需破解的问题,但良性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确立。     

如何制度化解决当前中国土地问题——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土地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土地权利与义务的双重缺失与失衡。这种缺失和失衡,使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缺乏制度化的实现和调节机制,导致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地悲剧。因此,要制度化地解决中国土地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构建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形成各方合理的利益结构,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同时,制度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也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中国土地管理的制度环境。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创新:比较与展望

为了有效应对多发多样的行政争议,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创设并不断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以分担传统上由司法机关承担的纠纷化解职责。创新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天然属性,也是其存在的常态。我国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时间不长,作用发挥积极但还不够充分,面临着体制机制等现实创新需求。这种创新,需要审慎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其探索方向在于,以行政复议委员会为载体,以规范性和因应性为基点,以权威性、专业性和公信力为价值取向,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与域外成功经验为一体的行政复议制度。     

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整体创新与局部推进、制度约束与实践先行、顶层设计与地方首创、理论突破与摸石头过河、模式借鉴与变通改进、创新动力与利益追求、革故鼎新与路径依赖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影响着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未来走向和发展。     

Institutional shrinkage: The deviant case of Swiss banking secrecy

Using the Mahoney–Thelen causal model one would expect “layering” to be the dominant kind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ffecting Swiss banking secrecy. Our research into governance in Swiss banking shows that it does not fit this theoretical model. Applying deviant case analysis we have refi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e argue that the removal of rules and the momentum of pressur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when explaining variatio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we suggest that the processes of shrinkage should not be 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