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的经济价值

民主不是权利，而是内在于民众的权力；所以，民主是民众群体的存在方式和民众个体的生活样式。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主的发展层次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呈现正向的关系，同时，民主更是确保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揭开集合侵权的面纱——从术语翻译到制度建构的追问

Masstort应译为“集合侵权”。“大规模侵权”存在形式和实质上之不足，不能标识恰当的判断标准，无法揭示整体性侵害这一本质，也难以统摄两大基本类型。基于整体结构转型、构成技术和归责机制失灵等原因，集合侵权不能融入传统侵权法，属于侵权法上的“情势变更”。为应对集合侵权，实体法须采取拟制集合团体、醇化责任基础、损害赔偿模型化、缓和证明责任等措施；同时，应以集团诉讼为中心构建程序制度，并实现私人自治和国家强制的结合。我国初步具备了应对集合侵权的实体法基础；程序法上还亟待建立集团诉讼制度，改变行政主导应对程序的现状。     

社会保障权责配置：一种规范分析视角

社会保障权责配置有政府与市场和政府间之横纵两个层级。滞后的社会保障法制导致权责横纵配置的失衡-政府与市场之间配置的偏倚,政府之间配置的粗疏,这严重制约该制度功效的彰显。横向配置矫正的关键在于寻求政府责任的确定性与实现方式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并在发挥政府基础性作用时,倡导个人责任的回归、市场机制的引进及民间力量的渗透。纵向关系的细化要求以宪法层面原则性规定与法律层面具体性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及其支出责任;从责任分担上做出更具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完善政府间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分担法律机制。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Failures: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panish Telecommunications Agency

We discuss how far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may be relevant to the success of independent regulators in countries without a tradition of administrative autonomy. We develop a conceptualisation of agency accountability failures and develo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life and termination of the Spanish regulatory agenc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CMT (Comisión del Mercado de las Telecomunicaciones -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Commission). We argue that the CMT’s termination was related, among other reasons, to accountability failures in its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paper relies on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literature, media coverag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agency officials and several stakeholders.     

论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与制约机制的完善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缘,也不是理想法律运行状态的偏离,而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国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制约机制已相当完善。我国应通过完善程序内制约机制与改革程序外保障机制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密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0年是实现全面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执政党兑现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之年。脱贫攻坚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民生发展彰显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强劲优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制度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支撑,需要构建精...     

简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篇担保制度

美国《统一商法典》之第九篇"担保交易",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担保机制。该法通过对担保类型的简化,及对担保利益的附着、完善、实现等正当程序的详细规定,充分贯彻了法律的秩序价值和效益价值,是现代动产担保交易法律制度的完美典型,值得我国动产担保立法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农民工"权益保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且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作为从农民中剥离出来的农民工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然而面对农民工的权利伤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成了一个障碍,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关对策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