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战略的几点思考

阿富汗未来局势的发展和中亚地区的力量格局以及区域安全形势正面临深刻和重大变化,我国反恐形势也出现了诸多新的趋势。在新形势下,我国反恐战略应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打击"三股势力"为核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国际、区域合作关系,加强反恐演练的反恐机制建设;同时还应提高反恐职能部门的情报工作能力、预警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有效防范恐怖袭击。     

智能化体育产业法律规制问题与策略

智能化体育产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实现体育产业的有序发展。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体育产业呈现出多维度泛在智能化趋向。在智能化体育产业法律规制方面,《体育法》存在明显的缺位,体育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也存在规制的不足,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智能化体育产业并未予以适当关注。因此,在对智能化体育产业的法律规制策略方面,应选择在《体育法》中进行总则概括规定、分章明确细化规定、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进行适当体现、由行业协会进行重点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     

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效益的最大化——以公安大情报系统建设为视角

侦查效益最大化是指在现有的侦查资源条件下,以最低最少的侦查成本投入获取最优最满意的侦查收益。提高侦查效益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减少侦查成本;二是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优化资源配置。在目前信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加快构建以信息化应用为支撑、以情报信息研判为主要内容、以服务于警务决策为目标的公安大情报系统,有效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情报在侦查决策、打击犯罪、重点人员动态管控、重大事件预警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不失为提高侦查效益的一种有效途径。     

论信息化侦查中犯罪情报信息分析的实施步骤

信息化侦查中,犯罪情报信息分析在具体个案中的实施各不相同,但其实施的步骤都应遵循一些共性的规律进行。信息化侦查中犯罪情报信息分析实施的五个主要步骤包括：对犯罪情报信息中侦查要素的发现与提取、信息化侦查途径的选择、情报信息要素的查证与扩展、查证结果的综合分析以及对工作目标的定位等环节。     

常见中医证型Wilson病患者情绪智力水平与病变脑区相关性

目的 探讨常见中医证型的Wilson病（Wilsons disease,WD）患者情绪智力水平、维度特征及其与病变脑区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情绪智力水平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对103例肝胆湿热证、痰湿阻络证及肝肾阴虚证WD患者以及47例健康者进行测评,并对WD患者进行颅脑MRI检查。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痰湿阻络证组EIS总分及表达能力、自我管理及管理他人3项因子分均减少（P<0.05）,肝肾阴虚证组EIS总分及全部4项因子分均减少（P<0.05）,肝胆湿热证组EIS总分和各维度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肝胆湿热证组比较,痰湿阻络证组EIS总分及表达能力因子分减少（P<0.05）,肝肾阴虚证组EIS总分、情绪感觉能力及自我管理因子分减少（P<0.05）;与痰湿阻络证组比较,肝肾阴虚证组EIS总分和各维度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胆湿热证WD患者以基底节、脑干、丘脑损伤为主,痰湿阻络证WD患者以基底节、脑干、丘脑损伤为主,肝肾阴虚证WD患者以基底节损伤、脑干损伤、脑萎缩为主。额叶皮质损伤与WD患者EIS总分及表达能力因子分呈正相关（P<0.05）;苍白球损伤与WD患者EIS总分及管理他人因子分呈负相关（P<0.05）。结论 痰湿阻络证及肝肾阴虚证WD患者情绪智力水平较低,而肝胆湿热证WD患者情绪智力正常;3种常见中医证型WD患者中,以基底节及脑干损伤较为常见;额叶皮质及苍白球损伤是影响WD患者情绪智力水平的因素。     

海量电子数据审查的实现路径

有效解决海量电子数据审查这一难题,既是一线办案检察官面临的急迫需求,也是工程技术领域长久未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实践中,既要平衡电子数据量大与办案时限紧张之间的矛盾,还要面临检察官主动审查运用电子数据的意识低、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力量薄弱以及缺乏相关的专业指引等突出问题。通过梳理司法办案通用模型,研究司法诉讼对电子数据价值挖掘的精准需求场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建立与完善检察办案审查证据的知识图谱,实现对电子数据蕴含诉讼价值的深度和高效挖掘,是突破该问题的有益思考。     

被重塑的世界？ChatGPT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语言表达、自我强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前景，在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可预期地改变国家安全态势。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恶意运用使渗透方式更加多元，渗透效能更加显著。在国际舆论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进一步使舆论场复杂化。在国家实力发展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继续拉大国家实力差距，国内公共权力与权威进一步分散。在军事安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战场信息收集和战场指挥，国家之间的认知战对抗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法律规范层面，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不明晰，现有法律法规难以约束基于该技术开展的犯罪行为。在社会稳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力市场，重塑人才发展模式。面对新技术冲击下急剧变化的新安全态势，应建立更多元协同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在国际上共享发展成果，完善法律体系，推动该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

国家安全学的创建为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提供了整合与成长的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基于安全目的而诞生，却因其核心功能可以与既有安全体系内的诸多环节建立深度链接，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安全属性。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能够为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条件。人工智能本身蕴含的“双重时空意义”与国家安全学框架内特点各异的安全领域形成复杂互动，能够在学科框架中建立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国家安全研究的六个领域同时兼容人工智能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视角更加宏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将以系统性要素的身份创建广泛的新议题，并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安全内涵相对具体的网络安全、核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则成为重要的赋能主体，塑造了网络的半中心区域。其余十个国家安全领域与人工智能的链接相对松散，人工智能分别以博弈客体、功能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的身份发挥次要作用，从而构成议题网络的外围区域。议题网络的创建有助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迈入学科化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