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附条件不起诉之进一步构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化是正确之选。但是相对于附条件不起诉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空间相比,其规定却显得过于保守和谨慎。为此,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从适用范围、考验期限和考验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构建。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审判监督的认识论分析

文章以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刑事诉讼的认识论为例,论述了审判监督是认识的非至上性的客观要求,我们不仅不应弱化审判监督,而应加强审判监督.     

民事公诉制度质疑

近来不少学者主张在我国应尽快建立民事公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事起诉权,而从保护社会公益、解决群众性纠纷、保护弱者和加强法律监督四个方面分析,民事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和在实际运作上可能陷入困境.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解决相关问题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讼参诉权.     

日本诉因制度论略

诉因制度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和英美法系对抗主义诉讼程序的一项独创.主要探讨诉因的基本涵义、诉因与相关范畴的关系、诉因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的运行规则、诉因的主要功能及其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借鉴意义.在刑事诉讼中,诉因可以协调控诉方、裁判方和辩护方在刑事诉讼中的相互关系,不但有利于制约公诉机关的起诉变更权,而且有利于防止司法权滥用和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由职权主义向对抗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诉因制度有利于克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某些缺陷和弊端.     

对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的法律分析

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存在诸多争议,媒体以及法学界对该案予以较多关注。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属结果犯而非即成犯,同时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因而应追究肖日明及其所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