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治安调解作为警察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公众情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基层公安民警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在处理治安违法的同时需要附带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具有化解群众矛盾、厘清经济纠纷作用的治安调解被广泛运用于治安执法过程中。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的效力并未实现有机衔接,有必要厘清应对之策。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原本是一项裁判执行措施,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变化,其发挥的事实功能被大大扩展。实践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在规范性文件修改中发挥着功能性审查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维稳压力、协调和解政策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变迁,诱发了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度性需求,从而迫使司法建议成为行政诉讼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制度样本,亦为行政诉讼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背景材料。     

The Impact of Daubert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 Expert Testimony

Forensic anthropologists anticipa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from the 1993 Supreme Court Daubert decision, which addressed the standard of admissibility for expert testimony. In response, many forensic articles cited Daubert in the search for objective techniques or a critique of established subjective methods. This study examines challenges to forensic anthropological expert testimony to evaluate whether Daubert has actually affected the admissibility of such testimony. Thirty cases were identified that addressed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testimony, including 14 cases prior to Daubert and 16 after Daubert. Examination of these cases indicates that post‐Daubert cases do not result in more exclusions. Yet, this lack of exclusions may instead be view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field's overall surge toward more objective and quantifiable techniques in a self‐regulating response to Daubert.     

人民法院改革取向的审视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民法院改革,总体上潜含着对标形式主义法治司法模式的取向,其目标可概括为"让司法更像司法"。这种由内向视角导引的改革,对塑造我国司法的基础形态、完善司法的基本要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与社会需求的疏离,使司法改革的红利难以充分转化为社会的实际获得。在还原主义立场下回溯司法的基源性理论,司法是一种制度建构的产物、一种公共产品,司法应当尊重"消费者体验"。着眼于外向视角,提升司法能力亦应成为法院改革的取向之一。在今后继续深化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以影响司法能力的基本要素作为改革的着眼点,通过司法能力的提升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满足和实现社会对司法的需求,以"让司法更能司法"。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传统研究重视"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良法良制"。通过转向"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142名四类常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法院)的评价(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普遍支持)。此外,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门外汉"和"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门外汉"则需要通过"知情(法)受益"这一过程先转化为"入门者"。     

铁路公安及司法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后,铁路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发展和管理模式必然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和鲜明的军事特质。而在司法层面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司法体系也呈现出军事化、工具化和行政化的特征。这是铁路公安司法体制形成的大背景,也是我党执政理念惯性发展的结果。厘清铁路公安及司法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对于准确解读铁路公安及司法体制的历史意义,推进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整体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标准的规范适用初探

技术标准是一种具有特殊逻辑结构的法律形式,在静态上具有法律渊源的性质和效力.形式法渊与实质效力统一的技术标准只解决了技术标准规范的效力基础问题,是应然层面的分析.法治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社会形态,法治背景下的规则多样化为技术标准的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标准的适用亦应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要发挥技术标准的效力,解决实然上的效力问题,仍需在适用上考虑其自身特点与范式.     

司法警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为例

近年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教学团队,立足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通过大胆改革与实践,创新性的提出"校院联动、学练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实施,成效显著,不仅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社会满意度明显增强,而且专业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今后,仍需围绕这种模式进行不断创新和推进,以不断提高本专业的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