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律方法论的转型——从司法三段论到法律论证

以司法三段论为主的法律方法论在现代社会受到各种挑战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本文立足于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向和基础 ,研讨了在此背景下法律方法论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 ,即从传统的司法三段论逐渐转向以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为理论维度的法律方法论。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区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司法困境与出路

故意伤害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区分，根据现有理论，难以有效指导司法实践，本文通过分析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认定的困境主要在于司法解释对该种类型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模糊，从而保护的法益、客观行为和主要要素三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解决困境的路径，即跳出过分强调二者区别的思维定式。以二者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进行执法判断。     

海事审判助推滨海新区功能发展的思考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推进,功能定位的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一些新的政策陆续推出,对海事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为更好地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文章以海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和职能定位为切入点,对滨海新区涉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面临的海事司法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司法应对措施,以促进海事司法服务滨海新区职能作用的发挥。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司法处置与检察监督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规范条款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局面。文章认为其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仍有拓展空间,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对检察职权的运用尚需规范和完善。文章结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职权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及依检察职权进行的司法处置进行了探讨。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对随身携带应作限缩性规定,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的财物体积应当较小;扒窃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论

雷经天的司法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典型体现。苏维埃司法的政法传统、边区司法正规化改革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潮流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围绕新民主主义司法观，雷经天提出了在司法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法官队伍建设中加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融合，在六法全书援用中将政治立场与司法实践适度分离，在司法程序中坚持司法民主、发展司法便利等系列观点。其思想贯穿着革命性和实践性思维的特点，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经验综合作用的产物。     

人本行政裁量权之实现理路探析

人本行政裁量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实现人本行政裁量权的主要理路有：在实体上的利益衡量中行政主体应保障诸种利益的均衡;在程序上的裁量过程中行政主体应保障有效的利益沟通;在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应保障权利的相应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