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司法鉴定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去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行两年多来我国司法鉴定的现状进行评估。特别分析了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鉴定人资格准入、评级认证、重新鉴定、终局鉴定、鉴定机构自律等。期待构建统一的分级司法鉴定体制。     

论司法权威的权利文化基础

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The decis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Mainland China’s customary law, and carried by decis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ustomary law is the very source of its normal force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n informal source of the law for they have the required characteristics for substantiating customary law. Accordingly, the legislativ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that are qualified to be promulgated in the Gazette of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y the requisites of customary law and have the quality supposed to be universally fair. Cao Shibing is a senior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majoring in civil law, and he was awarded the doctorate of law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ll now, he has published an amount of academic works, for instance, On Anti-monopoly Law (1996), Resolv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Suretyship Law of China and its Prospect (2001), On Insolvency Law of China (2003), and his translated book in Chinese (1998) —The Death of Contract (originally written by Grant Gilmore in 1995).     

论刑事司法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死刑的限制与全面废除并不完全取决于民意的走向,也不是哪位政治家一夜的梦想就能够实现的。死刑作为一种既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已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因为其特殊的功能而形成一种深深的历史印迹,洗刷这种印迹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一个司法检验立法的过程,以及立法自身完善的过程。     

寻求一种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论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司法哲学

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法官的司法哲学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信奉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倾向于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需求,而司法消极主义则将自己定位为立法者的代理人,反对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中,基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应当秉持一种温和的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变迁,实现社会正义。     

埃及违宪审查制度研究

埃及的违宪审查属于专门机关审查模式,由最高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最高宪法法院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将国际人权条约、非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人权保护条款与埃及伊斯兰的传统相结合,扩大了埃及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我国司法解释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再完善——《07规定》与《97规定》的比较分析

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出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相比,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无论在形式体例上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新规则的制定依据有所扩充,从而凸显了依法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应有宗旨;突出强调了协商一致,为"两高"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提供了制度雏形;扩大了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拓展了司法解释正当化的社会基础;但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规定其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一种"过于自大"的失当宣示;对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监督机制似乎仅具形式意义。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是《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法律空间性的含义可以从“城市——乡村”、“国家——社会”、“西方——中国”三个视角来阐释，这种阐释立足于真实生活，对于法理学研究而言，这种立足真实生活的民众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中国法理学寻找个性化的话语，努力让法学言说更加靠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论侦查客观化——关于三大诉讼模式的历史解读及侦查拟像的理性构想

司法制度经历了弹劾式、纠问式和辩论式诉讼模式，各个模式都有其相应特点，而其内核则是刑事司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客观化。侦查拟像是指由侦查主体拟制的犯罪事实图景，它是侦查主体依法凭借一定的方式方法对案件信息的挖掘重纽并最终形成的。根据拟像方法的不同，侦查拟像可以分为神示拟像、主体拟像和交叉拟像，而此三者体现了侦查拟像逐渐迈向客观化的趋势与诉求。而侦查拟像客观化有赖于侦查客观化，应该通过发展客观理性来引导对刑事法律、侦查制度和刑事科学技术等的完善，同时通过约束来逐渐消除主观的消极影响。以最终实现侦查客观化与和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