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权及其程序保障——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

实践表明,我国保护环境的传统模式即行政执法方式是失灵的。当前,探索司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新模式是必要的,而环境司法的首要问题就是环境公益诉权的问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还要探索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的诉讼地位、处分权的规制、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时效等程序机制,以达到既保障且诉权、又加以合理规制的目的。     

论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实证概念

尽管我国民法典以独立成编的方式规定了人格权,但是,由于对人格权的概念存在巨大争议,所以,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具体内容和规范来反观人格权的实证概念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更具有意义。从我国民法典的内容看,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对人格权的保护,二是对人格尊严的保护。隐私权与信息的二元保护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不能认为人格权编中保护的都是人格权。必须把人格权的概念与人格利益区分开来,从而决定其保护程度与救济措施的差别。另外,从表面上看,虽然看起来都是相同的权利(人格权),但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建立在完全不同或者说完全不相关的基础之上--自然人的人格权是以人的自由和尊严为核心的,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所谓人格权完全是技术处理的结果。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处理。荣誉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具有人格权的特征;虽然民法典对其予以了明确规定,但是,荣誉权确实不应该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表现,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权利对待。总之,人格权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享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是个人自由、尊严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法人仅仅享有与自由和尊严无关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但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在实质上不是人格权。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学习江泽民同志《谈教育问题》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的《谈教育问题》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论述 ,非常精辟。“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遵照江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应构建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 ,学校的教师、家长、社会一切成员都应重视并共同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 :“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是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成功 ,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我们应从各方面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浅析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行政行为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树立行政权威，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提高行政效率以及确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效力，可能使得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如果侵犯行政相对人代表的个人权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应从坚持有限公定力说、规定抵抗权、完整界定无效行政行为、依赖行政程序法等方面来解决个人权益受损的问题。     

和谐语境下社会公益权研究——公益诉讼中社会中间层角色考量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利益源头,以利益出发,对公共利益进行法权凝练,进而建构社会公益权这种新型的权利,并以此为权利契机,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进行分析,赋予社会中间层组织以原告资格,是对现有权利体系与诉讼制度的完善与修正。     

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创新探索——兼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内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一种是多个人的环境权益,只有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才是真正的公益。由于人类处在环境共同体之中,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维护责任理论应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石。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应根据中国国情,建立法律解释型和立法型两种基本类型的制度路径。同时,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应坚持发展逻辑与实证逻辑有机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     

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印尼与马来西亚的比较分析

印尼和马来西亚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两个国家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个社会动荡 ,一个社会稳定。当然 ,造成此种结果的因素很多。比较分析表明 ,注重利益协调的社会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国家政权在利益协调中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限娱令”与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

娱乐节目管制的正当性在于公共利益原则。限娱令在当前的文化管理体制下有合理性,其与我国广播电视台的公益性定位相关联。然而,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存在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导致广播电视台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去行政化和功能区分化是我国广播电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为什么行政诉讼中要引入利益衡量原则

行政诉讼中引入的利益衡量原则为平衡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利益，化解两方由于利益引起的对立和紧张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公私利益之冲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和实现个案公正三方面做了尝试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