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集团因素

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利益集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冷战后,利益集团更是公开走到了前台,通过游说等手段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为此,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必须把美国各利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大力开展第二渠道外交.     

民事公诉制度质疑

近来不少学者主张在我国应尽快建立民事公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事起诉权,而从保护社会公益、解决群众性纠纷、保护弱者和加强法律监督四个方面分析,民事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和在实际运作上可能陷入困境.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解决相关问题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讼参诉权.     

论利益博弈中法官认证行为的规制

法官在关键证据的认定中会出现利益偏差并导致证据认定结论出现差异,这主要是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利益衡量方法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认证能力,但由于法官运用此方式的不规范性,因利益衡量偏差导致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比较突出.利益衡量方法作为法学方法论,应当运用到法官证据认定环节.规范法官认证中的利益衡量应首先把握价值衡平方法,并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依据不同诉讼形式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探寻市场规制法中比较广告行为的立法基础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比较广告行为,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因此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比较广告时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其结果是大部分比较广告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有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比较广告在法律层面上合理界定.从市场规制法的视角论证了比较广告行为,为比较广告立法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试图在经济法之市场规制的背景下为其探寻立法基础.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中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使劳资关系在和谐的轨道上运行,就必须正视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平衡双方力量,规范双方行为,实现制度化的合作。为此,无论是工会,还是企业和政府,都应承担责任,积极作为。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浮动抵押逸出担保物权体系的理论证成

具有担保功能的权利,并非都是担保物权。如果一项权利既不符合担保物权的特征,亦有违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就不属于担保物权。对比浮动抵押与担保物权的特征可以发现,浮动抵押有担保功能但并非担保物权。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宜将浮动抵押从担保物权体系剔除。考察比较法资料,结合“charge”的词源语义,遵循语言翻译的忠实严谨原则,宜将“floating charge”译为“浮动担保”而非“浮动抵押”。至于浮动担保何去何从,相对合理的方案是将其嵌入合同法域,规定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之“合同的担保”章节,以此彰显民法典的体系性与逻辑性。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