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与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适世”思考

面对入世的现实 ,结合WTO规则 ,我国已修改了三资企业法等多部重要的外资法律。但是 ,我国目前的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中仍存在不少与WTO规则相冲突之处。本文拟结合WTO涉及投资的有关协定和规则 (以TRIMs协议和GATS为主 ) ,分析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与相关WTO规则在外资市场准入、外资国民待遇、外资数量限制等方面的冲突和差距 ,并结合我国引资的新形势和新近立法动态 ,对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进行“适世”思考 ,提出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多方面突破口和导向性举措。     

论商法人有限责任有效性之限制

以商法人有限责任之有效性讨论替代传统"法人人格否认"或"揭开公司面纱"的讨论,把有限责任的有效性变换成为"法人设立的实质条件与法人享有有限责任权利之间的关系"和"法人以有限责任为基础,以破产程序永久解除自身债务负担的条件"的问题,从而对传统"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或"揭开公司面纱理论"所讨论的问题,进行全新角度、更为系统、更逻辑化的解释。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多元制衡公共权力的机制创新

权力向社会的分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在现代化社会中逐渐暴露其缺陷，因此，强调建立公民社会，以多元社会力量制衡公共权力已经成为人们新的选择路径。     

国际组织的隐含权力及其限制

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在对国际组织章程解释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国际组织具有隐含权力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法的发展。国际法院则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指出了隐含权力理论适用的限制。这有利于保持国际法体系特别是联合国体系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依据的再思考

权力的品格缺陷与目的性悖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极易"膨胀"的个性化特征,决定了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我国行政权的设定和运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是依法行政的核心、重点、难点甚至是终点。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避免行政权的滥用。     

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

基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一“万古不易”的经验 ,着眼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行政过程论 ) ,在注意总结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的基础上 ,揭示其相互联结的各方情况和特点 ,强调以专家的视野为依托 ,以多维度、多层次的外部观察和监督为途径 ,以科学、民主、法治的程序机制为保障 ,对国家科研项目的规划、立项、执行和评估等全过程实施监理 ,并以此观点为理论指导 ,系统地架构了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过程论     

我国特留份制度构建范式的新思考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而且从立法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成为当今各国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特留份制度 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有关特留份制度的先进立法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继承法中特留份制度的新范式。     

权力制衡与反腐败

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为了防止腐败,必须进行权力制衡。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良好选人用人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压缩减少权力,对权力进行横向、纵向的分割,科学分解,合理制衡;对权力的运用过程进行透明公开,建立阳光行政的权力框架;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监察体制下监检关系研究

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