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性婚姻合法化

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对同性恋现象的深入研究,对同性恋者婚姻家庭权利予以法律保障的全球化立法运动此起彼伏。同性恋者追求永久结合的诉求具有正当性,应当予以立法保护。鉴于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毕竟存在着很多不同,应当区别对待。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同性恋者的结合宜采"同性伴侣"的立法模式,其成立要件、效力、同性伴侣财产制度也有别于婚姻制度。     

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初探

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其对环境的危害日益严重。我国光污染的严重现状及法律规制的不足使我国有必要进行光污染防治立法。我们应当以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理念,制定一部光污染的单行法,建立光环境标准制度、光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当事人责任分担制度等对其进行规制。     

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

立赏告奸作为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出现,其后历代多有此类立法。而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仅此项立法,在宋代已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法域,成为古今中外实不多见的一种法律现象。     

论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缺乏必要性、具体性、越权严重、冲突广泛、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大量立法资源被浪费,不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法律作用的实现,法律适用无所适从、地方保护主义合法化。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方立法目的不当、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欠缺、地方立法主体观念滞后、立法依据不明、相应的国家机关怠于履行立法监督职责。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出路在于端正立法目的、更新立法观念、实行立法专业化、明确地方立法依据、强化立法监督责任,建立地方立法“良法”标准等。     

论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的应用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问题

近因原则对于我国海上保险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该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在于近因标准的因素复杂,包括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除外条款不在近因之列。我国海上保险立法应增加近因原则及其适用的规定。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从全球风险社会到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进阶分析

全球性风险和安全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风险社会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阐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以及在现代风险挑战下传统制度的解构和风险治理机制的瓦解,并探寻由自反性现代化向世界主义迈进的路径,以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文章剖析了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点,提出了该理论应对全球风险存在的局限性,认为我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有关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倡导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导向,以发展为基础,以共商共建为原则、互利共赢为目标,实现了对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超越,为人类社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浅析冷战后南北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南北问题成为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随着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南北问题增添了很多非经济的色彩,文化安全成为南北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交往中的国家利益之争、软权力学说的发展以及文化霸权给弱势国家带来的主客观上的威胁使得文化安全成为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中南北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面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蚀,发展中国家应树主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在创新和发展本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争取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国际法框架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持续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常态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以往研究中的币值低估与否,是否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等方面的单一研究模式,而需要在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从经济、政治及国际法等多角度加以综合研究,以制定相应的长期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法上相关制度的完善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