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国际商事仲裁研究

西部欠发达地区仲裁机构受理涉外仲裁案件,在法律上并不存在障碍,而且更加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更好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仲裁的本质,客观上满足了当事人对仲裁服务的需求,方便、高效及节约成本,西部地区仲裁机构10年来国内仲裁经验的积累和仲裁人才的锻炼与储备,也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论免受酷刑权的国际标准

免受酷刑权,即保持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免受酷刑权国际标准的确立,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一种象征。充分及真正普遍地实施国际法律文件中所阐述的标准是世界大家庭面临的艰巨任务。禁止酷刑是世界性难题。中国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但中国免受酷刑的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相比较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刑讯逼供现象还很普遍。这与《禁止酷刑公约》所规定的国家禁止酷刑的义务不符合,也导致了大量的司法不公的存在。随着国际社会禁止酷刑的发展,中国依照免受酷刑权的国际标准在国内积极推进禁止酷刑,在国际上全面接受国际监督就尤为迫切。     

论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协助制度

跨国的商业贿赂往往构成犯罪,并且其危害性更大。司法协助是通过国际合作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举措之一。明定我国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健全我国有关治理商业贿赂国际司法协助的国内法,完善我国司法协助的法制原则,改进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调查取证制度,以建立科学有效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协助制度。     

国际法与人本秩序的建构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新实用主义与晚近破产冲突法的发展

在涉外破产问题上,晚近以欧盟《关于破产程序条例》和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为代表,在破产的域外效力上体现出一种新实用主义的理念,即主张在主要利益中心开始的主要破产程序具有普及性效力,而在营业所等地所开始的附属破产程序效力只能及于本国领域的资产,同时强调了主要程序与附属程序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新实用主义促进了破产冲突法的发展,对我国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具有借鉴价值。     

国际条约在不服渔业行政处罚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程序上的优先适用

为了回答由一则不服中国渔业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提出的中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否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问题,有必要审视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制度。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实体法领域,而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法的领域同样适用。作为下位法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让位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中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双边国际条约,考量涉案美方案卷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应当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经过中美执法部门证据交接美方案卷成为中方执法证据之一,符合备忘录的要求,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应当被依法采信为行政诉讼证据。     

论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与国际法律控制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而现行国际反恐法制治标不治本、规则取向不足、条约的巴尔干式、反恐措施单一、国际合作欠深入等弱点都亟待克服。只有全面构建和完善国际反恐法制 ,在断定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具有更多的规则取向 ,并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才会得到有效控制。而要彻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论国际惯例与国际习惯

国际惯例不仅是商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对国际惯例的概念、国际惯例与国际习惯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之间在认识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