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候变化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人权国际保护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热点问题,全球性、长期性与政治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而它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涉及国家安全、人道主义问题、发展权、健康权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等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发展权,并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制建设。     

国际经济行政法基本原则：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国际、国内公法规范与原则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行政法是政府规制市场的国际协调法。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了国际经济行政法中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法理基础看,这两项原则既是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以及长期法律实践的结果,它对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提出了全新的标准。从实在法角度考察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在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主要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反补贴制度,WTO对国内程序法的要求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旨在从形式的平等过渡到实质的平等,建立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法治与宪政规则。     

论国际体育仲裁适用的“法律”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能否为体育纠纷寻求适合的法律适用,能否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结果,将决定体育仲裁的公正与效率。对于源自这一规则性极强并素有自治规则体系的领域之纠纷,法律规则应否介入以及与体育自身规则如何协调,成为纠纷解决的长久困惑。探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基本范畴,应作为深究国际体育仲裁尤其是强制性仲裁法律适用之相关问题的起点,也有益于梳理其对传统仲裁法律适用规则的呼应与变革。     

浅析政府在改善族群关系中的作用与角色——以北爱尔兰问题为例

族群关系的妥善处理几乎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的难题。北爱尔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两大教派族群间的矛盾是造成北爱冲突的重要原因,而这与英国政府族群关系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英国政府通过改善族群间关系,促进了北爱社会内部的逐步和解,从而推动了北爱兰和平的实现。     

新形势下警察危机公关工作初探

警察危机公关是警察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形势下,公众对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服务和自身素质形象高度关注并监督甚严,公安机关稍有不慎不当,极易形成警察危机事件。要认真研究警察危机事件的成因和特点,正确把握相关原则和方法,切实提高预防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探索——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背景

信用评级机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块重要内容,但是目前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不强是最主要的问题。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信用评级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行政力量,发行人付费的模式存在不合理之处以及信用评级市场受控于美资。针对上述原因,在构建信用评级机构独立性框架时,建议中央政府以上海为试点。整合国内信用评级市场、改变监管模式、组建自律机构、遏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同时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信用数据库。设立入门考试等制度。     

论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

国际行政法是全球化背景下正在产生、成型的全新法律部门,目前已经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对其基本范畴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通过类比行政法体系的三种类型对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展开分析,并尝试将国际行政法规范分为国际组织行政法、国际实体行政法以及国际程序行政法.在没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况下,这种以传统行政法的若干概念工具来解构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的尝试有益于对这个法域的进一步研究.     

略论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法律基础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

强制性规则的适用不仅是一种法律选择适用的方法,而且也是法律适用的一种理念。近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私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中逐渐确认了强制性规则适用的地位,丰富了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具体内容,为法律适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借鉴国际私法发展的成果,以完善相关内容。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

大国问题是国际法实践中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法治成为日益重要的国际议程,一批新兴大国也正在崛起,这些新发展既为处理大国问题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使得处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国问题涉及大国拥有与作为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法律特权,但法律特权并非是导致大国问题的惟一原因;被赋予法律特权的大国应当承担特殊的法律义务,但获得法律特权并非是大国承担特殊义务,包括特殊法律义务的惟一依据。为了有效约束大国的行动,国际社会一方面应当限制大国可以获得的特权、强化大国应当承担的特殊义务尤其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应当寻求建立监督大国依法善意行使特权、履行义务的程序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