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瘾”走向“网创”——大学生网络成瘾防治新方法探索

当今社会大学生网络成瘾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认识和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已成为现阶段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健康教育有现实与积极的作用。大学生网络成瘾防治应当建立新视角、探索新方法,打破＂学业预警＋心理干预＂这种戒断式的防治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常规教育引导方式,实现从＂网瘾＂走向＂网创＂的＂转移式＂网络成瘾防治新方法,在尊重学生对网络的爱好和兴趣的基础上,依托网络本身的优势,促使大学生成为＂网创人才＂。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探索——网络班级管理系统(Ⅰ-Class)实证研究

网络信息时代的全面来临对传统的班级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通过对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六所高校900余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厘清了新形势下班级管理的困境、重点和方向。通过ICMS(网班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实践,探寻出了互联网时代开展班级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当前巨变的复杂的网络环境,激增的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传统道德教育的局限性都对网络制度的有效供给提出了迫切需求。将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与制度伦理有机结合,利用网络制度培育大学生网络道德,弥补传统道德教育的缺陷,有其必要性。同时,利用制度伦理培育大学生网络道德不可因循守旧,要坚持严肃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论网络时代公民的话语权利与社会责任——“上海地铁二运事件”的多维透视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话语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延展空间。但如何在喧嚣的话语表达中彰显理性的权益边界，对嘈杂的网络话语加以科学引领，使之走向民主化与法制化的轨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2012年6月20日，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发布的一条官方微博引发的网络论战，围绕“骚”与“扰”之争所形成的一路狂飙的话语盛宴，既折射出网络时代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的应为方向，也反映出公民私权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权利边界认知的不足，为我们解读当下民众的社会情绪和网络时代话语自由的权责意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本。     

网络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互联网作为一柄双刃剑,在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以其快速便捷的信息提供方式及无可比拟的信息容量,极大地改变着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甚至语言习惯,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新挑战,提出新课题。我们要紧密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特质,积极探索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新模式、新方法,趋利避害,争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主动权,不断开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     

涉网络案件民事诉讼地域管辖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以法律事实发生地的空间定位为基础

在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只有特殊地域管辖才受到案件涉网络性质的影响。造成影响的直接缘由是迥异于现实空间定位规则的以TCP/IP协议簇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定位规则,法律事实发生地与法院辖区间的原本关联被切断。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是在涉网络案件中是否需要剔除或增设管辖连接点,以及如何结合网络空间定位规则,重新建立法律事实发生地与法院辖区间的直接关联。网络空间具有＂技术——社会＂的双重结构特性,涉网络案件管辖问题的解决,应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参酌技术性,主要以法律解释的方法对传统规范进行改良。在涉网络合同案件中,经由规范解释便可解决问题,而在涉网络侵权案件中,还需要对规范加以修正,建立＂实际发生损害＂标准。     

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

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是影响网络版权秩序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在这一领域,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居于统治地位。十几年来的网络版权实践表明,安全港规则不合理地降低了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损害了网络服务商预防第三方侵权的积极性,使得网络盗版泛滥。为了克服安全港规则的制度缺陷,美国和中国的法院被迫限制适用红旗标准或策略性地适用引诱侵权和替代责任规则,结果过度扭曲了网络间接侵权规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应当果断地放弃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恢复侵权法一般规则的适用,强化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     

微传播能量探析——以微博平台为例

能量与信息同是哲学基本范畴,二者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微传播"大行其道后,基于其传播把关弱化、信息短小、受众庞杂和全民参与等特性,使其能量的聚合更加迅速而有力,如微博般的媒介成为正负能量博弈的首选平台,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如何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Celebrity worship,addiction and criminality

Abstract

Two studies asse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lebrity worship and (i) addiction (n=1359) and (ii) criminality (n=2158). Overall Celebrity Attitude Scale (CAS) score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 Revised (EPQ-R) Addiction and Criminality sub-scale scores. In further support of the absorption–addiction model of celebrity worship (McCutcheon, Lange, & Houran, 2002,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elebrity worship.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3, 67–87.), addiction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one component of celebrity worship, and criminalit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all four components produced by the current work. Different types of celebrity worship were associated with preferences for celebrities from particular domains. For instance, those scoring highly on the “Deleterious Imitation” component favoured music celebrities, as opposed to political figures. It was concluded that pathological celebrity worshippers are seeking a personal identity and are drawn to particular celebrities. Imitating these celebrities can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worshi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