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视角下网络言论的引导与治理

网络言论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公安部门有必要对煽动性言论、挑衅性言论和误导性言论等三类网络言论加以注意。加强对网络言论的引导和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必然要求。同时,可以从治理的视角、民意的视角、专业的视角探讨建立在公安权能下的措施。     

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

反垄断法的定位取决于其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反垄断法自始即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使命,可以成为有着宏大价值目标和强大经济调整功能的"超级法"。互联网产业在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独特性,使平台易于触角广泛和无序扩张,具有反垄断的高关联度。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首先要在宏观价值上拓展思路和提高站位,又要积极寻求恰当的法律和经济的技术性路径。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不能轻言和盲从当今美欧的表面趋势,不汲汲于引领潮流和贡献经验,趋势之下可能掩盖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要一切服从和服务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实质性发展利益,既要及时、积极和到位,又要适时、适度和谦抑,并始终以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应当坚持法治进路,构建相应的规则体系,并确保客观、中立和理性,防止非理性和情绪化。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

网络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深刻影响。探索政府在网络参与环境下如何回应,其机制何在,有何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网络参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机制:权力和信息,并通过大量案例实证分析,提出鸵鸟模式、杜鹃模式、蜂王模式和鸳鸯模式等四种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探讨了从冲突走向协商的可能性和途径,以期促进有序规范的网络参与,提高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和提升治理效能。     

公众对网络监督的认知及其启示——基于一项上海市的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网络监督的作用有了较为一致的认同,但对当前网络监督的现状并不满意;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与积极性不够,存在网络监督冷漠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监督的宽容心态还不够;多数受访者对网络监督寄予期待,并对实名制态度比较谨慎。调查启示我们：要让网络监督有更大作为,需要公共权力机关善待网络监督;面对网络监督,公共权力机关不能仅仅停留于建构回应机制,根本的还在于真正加强权力监督制度建设,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在全社会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积极培育网络监督主体;建立与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     

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中相关市场界定

对互联网产品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是该领域反垄断执法的起点。互联网产品可初步区分为全新信息交换类产品和在互联网上销售的传统商品,两类产品的市场界定需分别重视纵向互联网行业内与横向传统行业同类产品的竞争关系。非合并案件中相关市场界定可作为确认供应商市场垄断地位的间接认定方法,不应阻碍对直接损害竞争证据的考量。单一价格标准方法在互联网产品市场界定中具有局限性,应注重创新因素的考量以及时间市场的界定,着重进行供给替代分析,并寻求市场界定可能的替代性方法。     

Governance Disclosure on the Internet: The Case of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s on the websites of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governance information and the ease of finding this information directly on department websites and also in annual reports which are downloadable from websites. Our sample comprises six departments from each of the six states in Australia, giving a sample size of 36 departmen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considerable variability in both the level of disclosure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a lack of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meaning of governance and what governance comprises, together with the need for a more structur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ng governance information to stakeholders.     

多巴胺D3受体对安非他明诱导的条件性位置偏爱小鼠的作用

目的研究多巴胺D3受体对安非他明条件性位置偏爱小鼠的作用。方法采用条件性位置偏爱系统,观察腹腔注射安非他明前后多巴胺D3受体基因敲除小鼠(D3RKO)及具有相同遗传背景的野生型小鼠(C57BL/6)的位置偏爱效应,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实验数据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安非他明(5mg/kg)能使D3RKO小鼠产生明显的条件性位置偏爱效应,给药前、后以及同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1),而C57BL/6小鼠没有形成明显条件性位置偏爱效应(P>0.05)。结论多巴胺D3受体基因敲除后可以使小鼠对安非他明产生明显条件性位置偏爱效应,提示多巴胺D3受体基因可能对安非他明依赖性形成具有抑制性作用。     

烟台市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研究

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烟台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关部门需要打造品牌网站,建设文明、健康、安全、和谐的网上精神家园;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培育和扶植新型网络文化产业;加强管理和技术保障,形成规范有序的网络文化传播秩序,提高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绩效评估主体的协调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评估主体是整个“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体系的主导因素,直接影响评估质量和水平。“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涉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公众、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方主体切身利益,推进评估主体间的协调是确保“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有效性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分析视角,形成基于权威型利益相关者、客观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的评估主体体系,探讨其利益诉求与表达,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主体确定、制定标准及实施评估活动的协调机制,确保各类评估主体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活动中得到协调,优势充分发挥,功能得到耦合,不断提升评估实际效能。     

美韩两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均带来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美韩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从民事、行政、刑事等方面全面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但是美韩两国在网络谣言治理之初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美国政府因自由言论的宪法屏障而退居二线,以社会自主治理为主;韩国政府则主动出击,建立了网络实名制度。两国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寻求网络谣言治理的平衡点:对谣言既不过度管制,也不过分放任。两国在实践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并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