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对反贪工作之借鉴及法律规制

虽然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和特征存在不同的理解,并且诱惑侦查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冲突,但引进诱惑侦查对有效突破贿赂案件、拓宽侦查途径、实现检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只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案件使用范围,运用诱惑侦查能够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统一的目标。     

论民法解释之依据与解释方法之运用

法律解释不仅包括法律规范内容含义不明确、不清楚时的解释,还包括对法律规范的有无进行的判断、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进行的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依解释法律的主体及效力的不同,民法的解释一般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而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体系、目的、历史、比较等方法。法律漏洞的补充与法律条文的解释有时并不能截然区分而有所交叉,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试论小企业的存在原因与产业分布规律

规模报酬递增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之间的矛盾激发着经济学家们对企业规模决定因素的持续探索。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们相继揭示了诸如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沉没成本、外部经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关税与行政壁垒、产品差别等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最终可以归入规模经济和市场容量两个范畴。因此，规模经济程度低和市场容量小共同决定看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不同产业的特性则通过规模经济和市场容量两个方面决定看小企业的产业分布规律。     

民事诉讼协同主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民事诉讼协同主义,是由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院的阐明权(义务)等一系列诉讼义务构成的理想化的诉讼图景。协同主义的基础条件是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化、福利化,通过适当扩大法院职权,修正、补充辩论主义。协同主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模式,而是协调各方诉讼行为的一种诉讼理想,其作用在于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在我国构建协同主义,必须兼顾其周边制度要素。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论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在当代的发展

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在当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发展在人身权、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法律行为的方式、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等领域均有体现 ,其主要是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及冲突法对实质正义所追求所引起的 ,同时 ,民法的私法性质及比较法学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亦为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国际私法应当在相关领域加大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的制定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域外文化的移植——沉默权之中国化

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避免片面化和理想化的因素,沉默权实质上是证据规则的告知问题。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国不宜确立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应建立适宜我国国情的“沉默”制度。     

论循环经济的目标及其规范

循环经济的目标是生态效应,提高生态经济效率和实行3R原则还难以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转换思路,创新设计.循环经济立法以生态效应为导向,构建其法域、部门法和法律关系.     

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的历史解释

从神秘主义或政府的内在价值出发解释"三权"分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要理解为什么是"三权"分立,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寻找答案.从历史上看,三权分立是政府职能不断归类和抽象的发展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探索制衡政治权力的历史结果.因此,三权分立制度是社会变迁、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是混合政体理论及其实践演变的目标,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