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改革的中国选择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有利于投资者保护,但其也存在易于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失衡等问题。中国应顺应国际上的改革大势和潮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包括维护东道国的管理权、缩减仲裁庭自由解释条约的空间以及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权等措施,以确保其能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欧盟倡导的投资法院制度虽然对争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能纠正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某些重要缺陷,中国可考虑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探索接受并改进这一制度的可能性。     

家庭小说视野中的《行人》

夏目漱石的十年创作生涯正值家庭小说发展、鼎盛的时代。家庭小说的女主人公多为贤妻良母的理想形象,体现了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行人》中的阿直是处于贤妻良母和新女性之间的存在。前者将家庭矛盾的焦点设定于夫妻关系之外,丈夫多关注妻子肉体上的贞操。后者中的一郎则因不能把握阿直的内心和灵魂而苦恼,家族制度的重压酿成夫妻双方的悲剧。     

NAFTA本田汽车原产地规则案再探——兼论对中国区域合作的启示

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本田汽车原产地认定方面,强调了在像汽车这种由很多重要部件和次要部件经常在多数国家中组装而成的产品原产地问题的重要性。本田案件提出的根本问题在计算中如何衡量非本土材料在组件的本地含量,加工成本是否可以囊括在当地含量之内,进而通过重新定义的净成本方法解决该问题。该案对中国区域合作中海关在原产地认定方面也具有...     

简谈限制外国法适用的一项制度--外国法的查明

本文主要通过对外国法的查明这一制度的探讨 ,来了解限制外国法适用的一种制度 ,并对外国法查明制度的概念 ,方法以及无法查明的情况作出论述。     

法律规范与生活逻辑:失火民事赔偿责任衍进的本土叙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失火之法律责任,国家法律通常只明确了刑事制裁而无民事赔偿的规定;在民间的习惯法层面,失火人亦往往不担赔偿之责。不过在中国近代大规模继受西方民法的进程中,这一固有法的常态性规范渐被外来的侵权行为规则所排斥。中国近代的侵权行为立法,最终确立了失火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且不对过失程度作出任何限定。不过社会实证经验又同样证明,失火毋需赔偿之固有法规范虽被旁置,但内嵌其中的社会文化性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积淀下来,并以一种生活逻辑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论法律科学中的解释与诠释

本文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知识分析了法律科学中的解释和诠释概念。文章认为:法律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诠释;在法律科学中,解释是法律方法,诠释是法学方法;解释是语义域概念,诠释是语用域概念;解释是客观性范畴,诠释是主观性范畴。     

“限娱令”与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

娱乐节目管制的正当性在于公共利益原则。限娱令在当前的文化管理体制下有合理性,其与我国广播电视台的公益性定位相关联。然而,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存在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导致广播电视台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去行政化和功能区分化是我国广播电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Parties, rules and government legislativ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entral European polities is a strong policy-shaping role of parliament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party political and procedural factors set the scene for the executive's loss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Poland. Parties undermine the governmental grip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internal cohesion and competitive coalitional strategies. Parliamentary rules reinforce such party effects. The executive can shield its bills from amendments by relying mainly on partisan controls, not formal privileges. But, as an analysis of over 300 bills shows, when party discipline and coalition cooperation are in short supply, partisan controls are ineffective as instruments of legislativ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