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论连结点的孤立与矫正

连结点的孤立表现为冲突规范的指引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与案件整体缺乏联系,这是双边法律选择方法难以避免的现象。随着法律选择价值目标的演变,应允许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摆脱孤立连结点的指引,裁量适用与案件具有更加密切联系的法律。对连结点的矫正应坚持规则导向,为双边法律选择注入有限的灵活性。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关于建立健全党内议事规则的思考

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民主技术的支撑，否则民主就不可能成为“好东西”。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建设战略，符合中国民主成长的内在逻辑。而要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应在党的所有领导部门（党委）制定议事规则，如此，才能使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收到实效。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     

对市级党校社会培训跨越发展的理性思考

推动市级党校社会培训跨越发展是新形势下一项重要的现实课题。市级党校在开展社会培训时,不能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首要任务,而应把社会效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放在第一位,通过争取政策、建章立制、队伍建设、打造团队、转型增效、提炼精品、塑造品牌、深化合作等路径,推动社会培训实现跨越发展。     

略论我国刑事辨认的完善

刑事辨认作为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具有引导侦查取证方向、物证书证的鉴真、证据关联性的确认以及作为证据链节形成证据链等四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学界关于辨认的基本概念与规则已达成一致，但无论从立法还是在实践上，我国的刑事辨认制度都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辨认屡屡出现在错案之中，体现了辨认的局限。因此。要采取将刑事辨认纳入刑事诉讼法、制定和完善辨认规则以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加强对辨认的控制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以其规范辨认行为，提高辨认的准确率。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之初探

人民调解的优势具有主动简捷、及时和经济及广泛的特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非诉讼程序,属于民事司法程序;确认调解协议前法官须向当事人履行询问、释明的义务;启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当事人需向法院交纳相应的申请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期限限制在5—10个工作日内。若调解协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则可在10个工作日的基础上增加5个工作日。应尽快建立司法确认程序,为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提供程序法依据,使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不但有实体法依据,而且有程序上的保证,具有可操作性。     

The mechan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legal thresholds

In this paper,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legal threshold on the number of parties and decompose it into a mechanical and a psychological effect. We study the case of Morocco, whose local elections afford a rare opportunity to uncover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legal threshold, using a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approach. Our results show a large effect of the legal threshold on the number of parties. We find a large psychological effect in absolute terms: a 3% increase in the legal threshold leaves almost one effective party out of the council for purely strategic reasons. We conjecture that this large effect is due to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ogrammaticness of most Moroccan pa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