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虚拟化初探

虚拟化是信息技术得到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同样,虚拟化也应当在犯罪侦查中得到应用,由于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在侦查中完全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虚拟化：可以建立虚拟现场,进行现场“复勘”并进行虚拟重建;利用各种信息平台,展开网上虚拟侦查;建立侦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实现决策虚拟化。目前,侦查虚拟化仅仅停留在理念推广阶段,尚未全面展开实践。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错误探究

侦查错误理论要求侦查主体在侦查过程中正确、全面、发展地诠释和抑制对科学侦查有负面导向的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方法和相关人的致错因素。侦查主体未能形成正确的侦查错误意识,不明确侦查错误的表现形式,缺乏探求侦查错误成因的勇气,将很难在侦查错误预防上大有所为。对侦查人员来说,运用侦查学基础知识,准确界定侦查错误概念,明确侦查错误表现形式,探求侦查错误原因,进行侦查错误预防,是十分必要的。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不同消毒方式对现场DNA检出影响研究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敏感的消毒方式对于常见现场生物物证如血、脱落细胞的检出影响,探索在疫情期间现场勘查、实验室检验及尸体解剖前后的合理消毒方式.方法 采用《消毒剂使用指南》推荐的几种不同浓度化学消毒剂和紫外线照射等方式,对常量的血、口腔拭子和稀释的血、唾液斑进行作用后的样本DNA检出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常用消毒方式对...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突出先进性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的大局;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加强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项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性工作;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追求幸福生活是经济学与哲学的共同旨归

经济学与哲学都是探求人类幸福生活的学问。经济学认为财富增长是达到人类幸福生活的主要途径；而哲学更多地认为幸福生活的本真在于内心的安宁、道德上的至善和人际关系的熔融。经济学的过度使用是工具理性的滥用，而哲学的唯我独尊导致价值理性的专权。只有科学发展观才在两者之间占据着不偏不倚的位置，是沟通经济学与哲学，直达幸福生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