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基石

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4年以来,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投资主体仅仅依靠国有投资,民间资本实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完善投资体系,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我国实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探析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但目前其发展还面临着融资渠道狭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低下、管理体制滞后和政策环境不利等诸多障碍.美国实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模式对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现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在引进和实施这一计划时,需要政府、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以促进计划的有效开展和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最新发展——对2004年范本(草案)的内容分析

鉴于NAFTA第11章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美国颁布了2004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草案).该草案同以前的规定相比,在国外投资的最低待遇标准、外资和征收、仲裁诉讼程序的透明度以及投资与环境、投资与劳工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代表着美国日前及今后对待国外投资的态度.     

论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与中国外资立法政策的调适

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趋势的日益增强 ,外资国民待遇标准的处延有逐步拓展、并在形式上有专门多边条约调整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分依赖给予外资优惠的立法政策已显现出负面影响 ,为因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和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我国的外资立法应采取以维护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为价值取向的政策。     

走出风险投资认识误区,正确定位政府管理职能

目前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中存在着两大认识误区 :一是将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变成了政府对风险投资项目的直接包办。存在着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动风险投资的倾向。二是误认为建立了风险投资机构就等于建立了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融资方式 ,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体系。必须从推进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发育的高度 ,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从完善法规、创造环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市场机制等方面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与泰国加强经贸合作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中国和泰国的经贸关系非常重要。如果能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为指导,在货物和服务贸易、相互投资等领域搞好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将有力地促进双边的经贸合作,有力地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分析

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为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发展,必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估,理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思路。     

入世: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入世后五年内，我国将根据ＷＴＯ有关协议全面开放银行业市场。我国银行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服务业之一，将面临外资银行的严峻竞争和挑战。因此，我国银行业应当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快改革开放和创新步伐，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投融资平台公司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信用失序——以法律为视角

法律冲突与制度扭曲环境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即具有结构性信用风险,而平台公司的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具有相关性,其所具有的传导效应构成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风险、土地政策调整风险、银行系统风险、财政风险这样一条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信用风险链并或将成为推手。加强地方政府的信用治理,从财政体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秩序是防范平台公司信用风险的根本手段。     

Institutional shrinkage: The deviant case of Swiss banking secrecy

Using the Mahoney–Thelen causal model one would expect “layering” to be the dominant kind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ffecting Swiss banking secrecy. Our research into governance in Swiss banking shows that it does not fit this theoretical model. Applying deviant case analysis we have refi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e argue that the removal of rules and the momentum of pressur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when explaining variatio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we suggest that the processes of shrinkage should not be 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