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浅论

结果加重犯是故意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对重结果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存在两种类型,即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纯正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也为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不纯正结果加重犯).前者不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而后者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我国行政联合执法的困境及改进

行政联合执法作为我国行政主体一种重要的执法模式,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行政执法目标的实现,还可有效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但就联合本身而言,无论其主体资格的合法性还是权力行使保障性等方面,皆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本文试图从行政联合执法产生的背景着手,对其基本内涵加以阐释,并对当前面临的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期对改善行政联合执法现状,推进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建设进程有所裨益。     

论两岸区域＂共同管理＂的现实推进及相关问题

共同管理的基本意蕴就是建立在两岸共同市场、共同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协同合作，是由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合作而形成的多元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模式。在平潭未来的现实推进中，应借由三大部门的社会主体，即国家系统（政府组织、政党机构）、市场系统（企业组织）、民间系统（社会组织），基于一定的行动规则，在各个层面展开不同程度的互动，并为各类社会角色的参与提供具体路径和可能性。     

医疗机构药品缺陷责任的法律分析

药品缺陷责任法律制度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十分重要。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十分不完善，既没有维护好受害者的权益，同时又未能将责任在责任主体间进行公平分担。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无法达成以上目标，必须重新建构科学合理的药品缺陷责任制度。在此基础上，实践中医疗机构药品缺陷责任畸重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对片面正犯与共犯理论的反思和批评

共同犯罪以主观意思联络为纽带,是区别于同时犯罪之关键。片面共同正犯违背共同犯罪的本质,从学理上突破了共同犯罪故意的界限和标准,同时违反共同犯罪人之间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则;片面教唆犯是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教唆者的教唆故意而产生了犯罪意思,即使引入片面教唆犯也难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且与我国关于教唆犯的基本概念相悖;片面帮助犯的提出是为了满足司法工作的实际要求,但片面帮助犯理论依然没有恰如其分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且我国从犯概念中还包括次要的实行犯。     

共同过失犯罪中的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是否认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研究的发展使刑法学界已不能回避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明确违反共同注意义务在共同过失犯罪中的核心地位,准确划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判断对象,正确认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与竞合过失的区别,对纠正传统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误解,建立和完善共同过失罪理论体系有重要的意义.     

论出卖人在按揭贷款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兼评《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6条、27条

按揭贷款合同的主要当事人是借款购房的买受人和发放贷款的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发生纠纷,出卖人是否参加诉讼及其诉讼地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出卖人是按揭贷款合同签订、生效后最早实现其经营利益的受益人。当出卖人没有为贷款归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已经交付商品住房并转移所有权的,银行起诉买受人,出卖人不必参加诉讼;尚未交付的,出卖人应当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当出卖人为贷款归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不管是否交付商品住房,银行同时起诉买受人和出卖人的,将二者列为共同被告;银行只起诉买受人的,应当追加出卖人列为共同被告;银行只起诉出卖人的,亦须追加买受人列为共同被告。     

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备的五个行政能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种力量的作用聚合。在各种力量的对比冲调中,政府的力量无疑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作用是其它任何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目前,在各种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的变革时代和社会转型期,对政府的职能要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职能,就必须具备高度的管控力、整合力、平衡力、公信力、执行力,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发挥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权威和主导作用。     

海峡两岸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积极功能在于追求诉讼经济和防止裁判矛盾。我国大陆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在立法设计和现实运行方面存在的弊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积极功能的充分发挥。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的相关作法予以改进。     

论中国企业联营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企业联营可能带来能够促进效率的经济活动的整合,又可能损害竞争,因此一直是反垄断法适用的一个重要议题。企业联营的反垄断规制主要涉及到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和垄断协议的规制,欧盟和美国两大法域各自形成了一套规制模式。在中国,《反垄断法》没有对企业联营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做出专门的规定,企业联营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规制仍存在不确定性。实践中应当立足于现行规定的解释,结合成熟法域的反垄断法经验,从适用模式、规制对象和竞争效果评估三个层面缕析,建构企业联营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的理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