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的合作理念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行政合作是行政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合作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价值，对建立和谐、信任的官民关系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加强对行政合作的法理研究，创新行政合作制度。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论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立法完善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人类的生存环境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甚至使社会的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环境权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公民环境权在中国立法上的最终确立是必然的,是保护环境不可缺少的必然手段。针对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立法缺陷和实现的障碍,应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法律发展与法律知识化

法律发展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法律知识化”、话语合法化以及法律主体的价值立场的有效运作，是法律文明、有效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发展话语摒弃规则主义弊端制约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现代法治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法律知识化由知识对法律的关系提升、扩展为一种法律观，再由一种法律观落实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并由此引导法律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法律文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知识化”使法治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本质性，把知识化原则导入法律发展领域，从而实现了法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现行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几个问题

要保护市场竞争，既要反对经济垄断，又要反对行政垄断。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构成、形式范围、救济与责任等问题作了规定。立法对行政垄断构成的规定相对比较科学，但其他方面的规定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科级干部成长规律及其需求探析——以烟台为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科级干部工作在基层，一方面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又直接面对民众，参与社会基层活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与执行者。因此，研究分析科级干部的成长规律．是造就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从科级干部的特点、成长的一般规律及成长需求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比较准确地把握科级干部的职能定位，了解科级干部队伍各个方面的现状，更好地促进科级干部队伍建设。     

情事变更原则:统一合同法面临的立法与司法问题

本文在揭示情事变更原则的现实和哲学根源及其法律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有关立法情况和司法实践，对我国新出台的合同法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规定加以剖析；探讨了情事变更原则与诚信原则、不可抗力制度体系的相关性及法律功能的分配，认为我国合同法在此存在着法律的漏洞，并提出了弥补建议。     

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规律及其借鉴

侦查法治化既是一种目标和结果，更是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各国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进程，可以发现以下共通性规律：对侦查权的控制，逐步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内控走向外控；被追诉人权利的实现，由审判阶段向侦查阶段推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借鉴上述规律和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侦查法治化进程。     

废除死刑之门——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及其在中国的确立与延伸

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即开始了确立这一原则的努力,但直到1997年刑法典才实现了与这一原则的"无缝衔接"。考察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至少有三点启示:第一,尽管艰难,但彻底废除死刑在中国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二,从犯罪主体(强调其社会弱势群体特征)的角度废除死刑要比从罪行性质的角度入手,更具可行性,也更为平等和较少带来负面影响;第三,青年,尤其是年轻青年与未成年人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可以而且应当首先将未成年人不判死刑规则延伸于这一群体,这也是避免误判不满18岁未成年人死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