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刑事审判中以“参照”方式适用法律

在现行刑法概括性、抽象性的条款较多和法律解释不够系统完善、且滞后的状况下,以"参照"方式适用法律显得十分必要;其目的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和量刑一般原则,其本质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运用;但需要加以合理规范。     

审判的艺术和法律的价值——再析“秋菊打官司”的官司

本文从影片“秋菊打官司”引起的贾桂花肖像权纠纷一案入手,分析了法官审判的几种风格。认为法官应将法律视作人类艺术的结晶,而不是政治权力手中的工具,从而忠实于现行法律,遵守现行法律,依法律的有关规定审判。法律的价值在于其稳定的制度性和秩序性,公平仅是法律的目的而不是它的价值,对公平问题的解决应依赖于与法律分离了的法学     

解读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毋庸置疑,在民事诉讼中需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然而,如果我们不本着客观的态度认真审视诚实信用原则,而盲目地一味扩大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效,甚至将其诠释为实质上授权法官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势必与希望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目的背道而驰.结合司法权理论、诉讼模式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功效等进行系统的阐释.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服务理念下的程序裁量及其规制

在服务理念的指引下，为更好地实现行政任务，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通过行使程序裁量，自主地确定规范之外的程序形式与种类。“万元大奖下的暂住证登记”就是典型个案。程序裁量的运作，模糊了行政功能的绝对划分界限，打破了严格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前提；形成了多项行政行为共谋行政目标的现象，彰显了单一行政行为形式作为行政法学分析工具的不足。对这类新型行政活动的分析，除了遵守法律已有的界限外，也应关照行政目的的引导作用，并将多个行政行为构成的整个行政过程视为一幅动态的行政法律关系图式，在互动、多元的关系中探讨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复合法律地位。     

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起诉"

根据控审分离原则,对公诉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范畴,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但是,为了制约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强制起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强制起诉的权利.对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合理性及限度,对于改革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中的弹性条款——法伦理与解释方法的应用

弹性条款是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的，规定了框架性构成要件或者价值元素，需要进行价值填充，可以进行扩大或者限缩解释的法律规范。设置“弹性条款”，无疑可增加公司法弹性适用的空间。但对于新公司法中诸多弹性条款的规定，法官如何进行自由裁量，司法干预的程度和限度又将如何取舍，又是学界应当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