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工会权益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3年7月9日正式公布。它是对2001年10月27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一年多的情况予以总结而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解释,对于保障工会的合法权益,推动工会法的贯彻实施,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稳定,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完善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几点思考

制定和完善司法鉴定行业鉴定技术标准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目前除法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出台了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制定颁布的统一适用的行业技术标准外 ,多数鉴定专业领域的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尚属空白。因而 ,确立司法鉴定统一的管理机关具体负责技术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尤为迫切 ,这是每一位专业技术鉴定人员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司法不公与犯罪控制

从犯罪学的角度 ,审视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 ,打击与防范的内涵及关系 ,探讨立法公正与法律系统的合理性、司法人员素质与司法环境、司法调控机制与公正标准等同司法公正的相关性 ,并从民主政治中寻求司法公正和完善法制的途径 ,是防止司法不公和控制犯罪的重要手段。     

浅谈构建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

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建立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包含法律正义和公正司法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正义是公正司法的起点和归宿,公正司法则是法律正义的实现方式。法治信仰、法律权威、法制统一、司法公开、司法独立等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有机构成了我国完整的司法公正理念。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与我们的对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WTO的一系列规则将对我国法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法律的信息化,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和促进法律的职业化等。协调国内法与WTO法的不一致,应完善立法工作,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强法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