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制度设计的理性——当前中国信访制度的一种审视

现行信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权利救济和反官僚主义。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理性不足，信访制度消解了司法制度的权威，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官僚化的泥潭。而这些导致了“信访洪峰”和“限制上访”的困境。因此，应理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和改造，以保证信访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和谐，以及信访制度本身内部的和谐。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

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方面看,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源流体现在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人民调解协议、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等。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现行规定及其适用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增加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主体、理顺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规定、确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方式、明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后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探讨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在这项工程中无可争议地处于“主角”地位，但“主角”绝非“独角”。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有在党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中，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得以实现。     

司法警务专业工学结合课程体系改革的新探索

工学结合,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已经逐渐被大家所认识。但在校企合作机制和实习基地建设等宏观管理层面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引入＂学习领域＂的重要概念,开发出了富有特色的项目课程,使司法警务专业工学结合课程体系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法律规范与生活逻辑:失火民事赔偿责任衍进的本土叙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失火之法律责任,国家法律通常只明确了刑事制裁而无民事赔偿的规定;在民间的习惯法层面,失火人亦往往不担赔偿之责。不过在中国近代大规模继受西方民法的进程中,这一固有法的常态性规范渐被外来的侵权行为规则所排斥。中国近代的侵权行为立法,最终确立了失火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且不对过失程度作出任何限定。不过社会实证经验又同样证明,失火毋需赔偿之固有法规范虽被旁置,但内嵌其中的社会文化性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积淀下来,并以一种生活逻辑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合理预见规则适用之研究

鉴于《合同法》第１１３ 条所确立的合理预见规则的适用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法官、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本文在探寻该规则追求意旨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适用条件以及适用时应该考虑的要素；并在考察、比较不同国家相关立法、司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适用该规则时，对应否预见的判断应采用如下标准：区分通常情况和特殊情况，以通常情况为一般标准，以事先声明为特例，同时尊重既有司法惯例。     

简论人性化司法的含义及应注意的问题

不断更新司法理念，准确把握司法人性化的基本尺度，提高公民的法律修养和法律信仰程度是“人性化司法”工作的关键。     

论新时期的司法鉴定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去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行两年多来我国司法鉴定的现状进行评估。特别分析了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鉴定人资格准入、评级认证、重新鉴定、终局鉴定、鉴定机构自律等。期待构建统一的分级司法鉴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