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理基础与美国司法实践考察

跨国公司作为输出资本的重要工具，其营利性必然与东道国人权保护政策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判例，以不方便法院理论、私益与公益平衡原则为根据主张对海外人权违反案件的诉讼管辖权。我国应适当借鉴美国经验，积极立法，适时主张对此类公司在海外实施的人权违反案件的管辖权，合理维护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商业利益。     

再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

在我国,司法变更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国家权力的具体配置。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过窄,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有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探析

收养必须符合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并同时履行收养法定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这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收养制度存在冲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收养的国家监督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趋势不相吻合。立法上有必要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取消收养登记机关宣告收养无效的权力。     

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

文章从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设———最高法院可能愿意维持现有的法院行政性管理制度———入手,根据实地调研来的大量法官数据,展示了中国各级法院内部频繁的行政性流动的局部场景,并运用利益逻辑和成本———收益方法论证了法官为什么流动,法院和法官为什么忽视司法知识的积累等问题。更进一步地,借用激励理论、管理学和博弈论的工具,文中还论证了司法逻辑和行政逻辑之间的迥然差异,分析了中国法院系统忽视司法制度逻辑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行政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管理逻辑的困难和艰巨性。不仅验证了假设,还指出了法官的行政性流动制度和专业司法知识积累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中国法院高度行政化管理现实背后的深层制度性成因。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兼析有关交通肇事司法解释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个人拥有机动车辆的比例迅速攀升 ,随之而来的形形色色的交通事故、交通肇事行为也层出不穷 ,原有的 1997年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相关内容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本文将就该解释出台后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行政判例价值分析及其实现

我国应该认同行政判例的制度价值,在行政法领域为判例留下可以适用的空间。目前宜采以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来作为我国行政判例制度运行的模式,并在包括司法改革在内整个法治建设的框架内为行政判例制度的存在提供前提条件,以实现其与我国法律体系的兼容和协调。     

会计舞弊的法律责任与司法会计的介入

笔者将会计舞弊这一古老而深刻的论题再次提出,研究的立足点是将这一经济行为界定在违法的层面上。首先,以上市公司为背景,对其会计舞弊所涉及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进行现状分析。接着,将蓬勃兴起的一个联系会计与法律相关领域的司法会计理论介入到其中,提出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司法会计在会计舞弊的法律责任中的必要性。最后,对前文分析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与法理基础

刑事审级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的构建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正义性、终局性和权威性的实现。希冀通过对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和法理基础的分析,来抛砖引玉,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充实理论依据。     

谈恢复性司法之利弊

恢复性司法是以对被害人的赔偿为前提,以对犯罪人的悔罪基础,以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为目的对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进行检讨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替代性刑事案件解决机制。笔者从中国国情从发,重点对恢复性司法之利弊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