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定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

学界对行政程序的关注主要限于法定行政程序,而对非法定行政程序有所忽略。非法定行政程序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的行政程序,它虽具有弥补法定程序不足的功用,但也容易滥用因程序裁量权而忽视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对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非法定行政程序,法院应当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审查;违反该原则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之情形,法院可据此撤销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     

尊重与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途径——来自青岛港的调查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不仅是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其身心融入城市的根本措施,也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青岛港采取尊重的态度与相应的培训方法,将有稳定劳动关系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走出了一条让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社会需要素质的独特之路。     

公安院校民警培训应当以需求为导向

公安院校民警培训改革应当以需求为导向,改变以往的培训方法,建立一种切合基层公安机关实际需要的培训模式。培训要以民警＂缺什么、补什么＂为原则,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区分层次、岗位、性别、年龄,科学制定标准,使训练内容贴近实战,凸显针对性,让民警真正学有所用,满足执勤执法的需要,不断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维和警察英语培训的思考

2011年,辽宁省公安厅组建警队赴东帝汶执行民事维和任务,省公安厅将此警队培训重任交付于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这是我省第一次单独组建警队执行维和任务。作为此次为何警察英语培训教师,特将此次英语培训思路、方法及内容作以介绍,并就相关内容进行思考,旨在总结此次英语培训任务,为进一步完成好积累维和警察培训工作积累经验。     

招录体制改革背景下公安院校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与突破路径探讨

2008年国家实施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全国各公安院校招录培养试点工作全面开启。作为公安教育培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总结、反思试点改革背景下公安院校在培养模式方面存在的不足,有的放矢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对推进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培养基层公安机关急需的人才．确保我国公安民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工作扎实推进意义重大。     

司法裁判事实认定中的非理性因素

在司法裁判事实认定中,裁判者基于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会不可避免地掺入一些个人的非理性因素,如潜意识、思维定势、个人情感、个性气质和欲望需求等.裁判者非理性因素在事实认定中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发挥支配和促进、诱导和激励、选择和评价、调节和控制等积极作用,也存在片面性、或然性和盲目性等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裁判者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司法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和落实合议制、陪审制和回避制等措施来进行有效导控.     

发挥“服务型”学校在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中的作用

为了全面体现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在工会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以全新的办学理念、创新的工作模式、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规范的教学管理服务,为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整体工作的推动和公共服务共享平台的打造,起到了枢纽和推动作用。     

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招生环节,应当注意适度压缩招生规模、扩大推免比例,保证生源质量。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环节,应当注意增设相应的实体法课程,强化实习,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下基础。在教学环节,课堂教学可以采用师生同堂授课的方法,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学术讲座的方式,开辟第二课堂。强化导师责任,对学位论文进行集中开题,严格学位论文答辩,也有助于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有效提升公安民警使用武器技能的对策

警察使用武器打击犯罪是法律赋予的警察强制手段的最高层次。为了在警务实战中有效地使用这一强制手段,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警察自身的安全,每个警察都应熟练掌握武器使用技能。而当前我国公安民警使用武器技能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不少地方的民警是用而不练或练而不精,甚至不用也不练,这就给民警执法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甚至因此发生流血、牺牲的个案。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应充分重视民警武器使用训练,教官应更新观念,提升执教水平,加强训练管理,认真严格施教,科学、有效地提升民警的武器使用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民警伤亡。     

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

刑法中没有必要规定危险驾驶罪。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后现代的背景,前现代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为反思现代性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不能以风险社会作为论证危险驾驶罪合理性的根据。并非以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民意不能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民意基础。行政权重效率,司法权重公正,以刑罚方式惩治多发但危害不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反而不利于遏制该种行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后存在着很多难题并会带来很多弊端,无法产生期望中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