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其学术价值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内容完整、丰富,不仅包括边区整体司法运作的详细资料,还有大量有关法律制度的理论探讨资料,对这一批史料的整理、公开和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资料体系,深化边区法制史的研究,为今天的法制研究、法制改革及建设提供十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诉讼指挥权的价值之维——兼论诉讼指挥权的立法构想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换为建立诉讼指挥权制度提供了契机,而且此制度的建立也有其必要性和自身的价值,其中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程序安定和确保司法公正是其价值的集中体现。顺应世界民事诉讼改革的共同趋势,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我国也应建立诉讼指挥权制度,明确其内容和制约机制。     

论司法预算制度的学理构造

司法预算是司法有效运转,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物质基础。构造司法预算的关键是既要保障司法部门履行职责,又要避免可能对司法权的侵害。因此,在司法预算的审批、编制、执行和监督等诸多环节设计上,应注意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之间以及司法审判权与司法事务管理权之间的权力安排。通过司法和预算的学理分析所构造的司法预算模型对司法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民工权利司法救济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各种歧视、克扣、剥夺农民工应得权益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通过法律路径保护农民工权利已变得刻不容缓,而司法救济又是其中最权威、最有效的一种路径。在司法救济方面一是要建立完善的民事诉讼机制,二是要构建健全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三是要建立完善的诉费救助制度,四是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机制,以期农民工权利受损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及其当代意蕴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模型,其法制是现行法制的源头。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抛弃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而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传统是非理性的,应给予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以必要的尊重和认真解读,建立两种法律传统的对话机制。同时继续强化中国特殊性问题意识,合理借鉴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经验,推动＂司法能动＂建设,充分重视法制运行方法论,从而为国祚绵长、社会安定奠定坚实的法制环境。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与局限性——兼论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公司僵局是公司特有的治理机制导致的内部运行失灵状态，与公司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经营困难无关。因此，解散公司、结束经营并非公司僵局的必然后果。虽然司法救济公司僵局具有必要性，但司法救济本身具有局限性，应保持一定的限度。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只有强制解散公司一种，这种以消灭公司为代价来解除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成本过于高昂。我国应拓展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规定强制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强制解散公司只是在公司处于治理僵局且丧失经营能力时的最后救济手段。     

在中国建立中央法院系统的思考

设置中央（联邦）法院系统是大多数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司法体制的共同特征。在中国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着克服法律实施中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现实意义。设置中央法院系统的基本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是中央（联邦）政府拥有事权。有事权就应当有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有司法权就需要有自己的法院系统。文章对在中国如何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中央法院系统的受案范围及设置中央法院系统后的配套改革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试析"悬赏办案"的危险性--从"马加爵案"悬赏想到的

由马加爵案的悬赏侦破,引出对最近各地公安机关和法院“悬赏办案”的分析,即从历史、法律、法社会学及法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这种“改革”方案的危险性倾向,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

大众传媒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媒体与司法之间同时存在着冲突。冲突的解决应当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以达到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我国的司法现状看,更应强调对媒体作为公众舆论渠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