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密切联系的司法原则化

最密切联系精神是现代化的冲突法立法之特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规则仅定位为兜底救济规则,其内因包括我国强调立法、控制司法的大陆法系传统,冲突规范的硬性约束,涉外司法的划一要求,法律适用的稳健考虑,以及司法任务的简化。但由此也导致无法优化选法结果、无法缓解制度缺陷、无法矫正不当管辖,以及无法调整涉外识别等功能残缺。应尝试通过司法能动的原则化方案,参鉴欧盟最新立法,把最密切联系规则激活成为理性实施我国国际私法的灵魂力量。     

司法运作中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探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不降反增的现象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在法律的直接作用面临缺位或者虚伪的时候,将犯罪预防理念提前到案件受理和侦查起诉阶段,对非犯罪性行为、虞犯行为与犯罪行为进行合理的区分以及执行期间和刑满释放的特殊干预,可以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因此,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理念应被纳入到司法运作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Turkey’s Judiciary and the Drift Towar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Turkey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n “illiberal democracy”, or in Freedom House’s terms, a “partly-fre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downward trend towar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Such regimes are competitive in that opposition parties u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o contest seriously for power, but they are not democratic because the playing field is heavily skewed in favour of incumbents. One of the methods employed b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leaders is the use of informal mechanisms of repression. This, in turn, requires a dependent and cooperative judiciary. Thus, in Turkey the year 2014 can be described as a period when the governing AKP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made a sustained and systematic effort to establish its control over the judiciary by means of a series of laws of dubious constitutionality.     

中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启动与法学教育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一种法律职业化的资格性考试 ,它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提出新的促进要求 ;司法考试形式、内容等都影响到法学教育方向问题 ;高校法学教育为了适应司法考试 ,应加强法学本科生的理论性教学、实务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和应试教学等。     

论建立我国判例制度

本文论述了建立我国判例适用制度的现实需要和可行性 ,并对我国判例制度的具体建立进行了初步构想。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之重构

我国刑事二审中的发回重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且有扩大化的趋势 ,不仅容易导致循环审判 ,造成诉讼效率的下降 ,也忽视了对有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救济 ,更难以彻底实现刑事二审程序的目的。革除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弊端的重点在于 ,规范、限制发回重审的适用 ,并对相关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进行改造。     

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律早已规定但至今仍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专家、学者对此意见不一，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就目前我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和实际运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的职能而言，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显得非常必要，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同时，明确列席的人员、列席的案件范围和列席的程序等等。     

恢复性司法践行理路探析——以欧洲的实践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对犯罪做出的系统和积极的反应,较之传统刑事司法具有社区性、无害性、多层面等特点。20世纪末,在传统刑事司法遭受困境、刑事政策面临变革以及人权保护的背景下,恢复性司法得到空前的复兴和重视。欧洲等国的恢复性司法的立法和实践为我国提供了灵感和经验。面对世界刑法这一全新的发展潮流我国应审慎对待并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有序地将恢复性司法贯行到刑事司法改革之中。     

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

现代社会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识理性和社会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形成的卓越阶层。现代法官群体属于现代社会精英的一部分 ,它在构筑经验正义 ,推进民主与法治 ,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造就人文主义模式的精英法官群体是我国法官职业建设的目标 ,未来应通过保障宪法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 ,保持法官规模精当适度 ,以及防止法官异化等途径 ,推进法官精英化目标的实现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