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论所有权保留买卖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保留所有权的约定是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基于该权利分化机制,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均衡保护。但该约定的相对隐蔽性,又使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利益极易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所有权保留制度应当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上的救济。     

司法特殊正义及其运作机制研究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所呈现的新趋向,我国推进司法改革的价值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向,开始关注司法特殊正义和司法运作机制的研究。前者要求司法过程中走出传统的一视同仁对待所有人的均码正义,转而关注特殊群体的司法特殊正义;后者从现有大规模的静态制度研究转向选择动态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研究进路,通过在纠纷处理过程的动态描述中介入化解冲突的深层机理,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这种司法论题的转向,生成了司法判决可接受性、司法多边主义、司法知识竞争、案例指导运作机制等新的问题意识。     

测谎原理、冲突与法律思考

测谎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测谎证据也是自然科学与法律科学交叉共生的结果。通过鉴定结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给案件的侦破、公诉以及审判带来一些国家层面上的便利,但是,测谎证据同时也会引起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科学与否的冲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给测谎证据以正确的定位。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及其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建设任务,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动力机制、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运转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和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基本原则与监督机制

腐败与权力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不中立、甚至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有密切关系。由于非公共利益的驱动，权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摆脱监督和规范，从而形成腐败的温床。防范利益冲突，避免政府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应当坚持服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尊重私人利益三项基本原则。回避利益冲突，确保政府在各方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应当坚持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应当积极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加强党纪政纪监督、强化人大监督、严肃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的监督机制。     

职务犯罪预防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效能研究——以农村房屋拆迁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梳理农村房屋拆迁过程中职务犯罪的高发坏节，整理近年来该领域的重要案件，立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职能作用，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找出农村拆迁过程中职务犯罪预防的现状和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之道，力图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在农村房屋拆迁领域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为农村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区际文化冲突对农民工的影响

农民工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流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后,由于农民工流入地与流出地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因而产生了文化冲突。在农民工流出地,其文化特征表现为经济上的简单性,人际交往的初级性,文化上的相对传统性,思想观念的相对保守性。而农民工流入地,其文化特征则表现为经济上的开放性,人际交往的多元性,文化上的商业性和技术性,思想观念的现代性。由此可见,农民工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文化冲突。     

以院党组集体接待日为载体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年增加,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我院以工作公开透明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从2008年2月14日开始,坚持每周五院党组集体接待上访群众,共接待上访群众近千人次,息访率达99%,全院越级访同比下降90%,收到了明显效果。     

对判决一致作为冲突法价值目标的质疑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其目标只有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的需求才能正确发挥为立法、司法指引方向，以及评价法律应用效果的作用。传统冲突法将实现判决一致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这一目标不仅形同虚设，更有被废弃的趋势。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它在实践中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它脱离了社会现实，建立在了错误的价值前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