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价值冲突与权利冲突研究

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价值冲突与权利冲突。法律对任何权利的保护都应是有限度的,否则将容易造成权利人对权利的滥用。因此,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应有一定的限制。在对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价值冲突、权利冲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法经济学和法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冲突的解决问题。在坚持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尊重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总体利益,贯彻共同抑制标准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来寻找权利保护的临界点和平衡点,从而解决冲突。     

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冲突表现为三种情形 :国家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村规民约予以禁止 ;国家法律保障的权利 ,在村规民约里被剥夺 ;国家法律予以界定的行为 ,在村规民约中也有界定 ,但内容不一致。冲突的根源为 ,乡村同时存在法律所承载的国家权力和村规民约所承载的村庄治权。另外由于一些地方法律供给不足 ,村民更倾向求助村规民约。协调两者的冲突有三条路径 :界定之路、融通之路和解放之路     

跨国知识产权侵权管辖原则的新发展——对传统地域管辖原则的突破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知识产权管辖权极强的地域性原则。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一般应在被授予权利的地域内进行,并在该地域范围内生效。但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美等西方国家要求突破地域管辖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在实践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恪守传统的地域管辖原则对我国更为有利。     

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与应对策略

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与过去相比较,无论是在数量、范围层次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产生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遵循和积极利用WTO原则,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机制,将是我国克服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途径。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解决路径探析（下）

“一国两制”所实现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统一，这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宪法基础。“特殊形式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际法律冲突，也决定了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科学解决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澳门回归后我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研究

本文先就澳门回归后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和解决的原则作了简明的分析，接着对中国大陆与澳门之间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和步骤进行了探讨。作者在分别考察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几种典型模式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所采取的模式应该是在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原则前提下，较为灵活的、能反映中国实际的分阶段演进的模式。文章建议，由先采取类似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方式逐步发展到全国法律的初步统一。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关系及其协调机制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是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中国经济转型使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动关系更加复杂，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趋向于表面化和常态化，然而劳资冲突的协调机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框架和职能基本上只是传统体制的延续。在综合国内外对我国当代劳动关系进行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经济转型中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是引发劳资矛盾的根本原因，而劳资冲突协调机制存在着制度性缺失。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权限争议及其解决——从“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之争谈起

现代行政权能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各类行政机关之间围绕行政权限发生的争议也随之日益增多。这不仅会导致行政效率的下降,而且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并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之争即是其中典型。当然,目前已经存在一些解决权限争议的行政惯例,但行政惯例的作用有限,且有悖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从行政法治的视角来看,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树立正确的行政执法理念,拓展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渠道,完善相关争议解决制度,以促进行政权限争议解决过程的规范、效率和公正。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标的内在冲突及化解机制

理论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稳定生产关系的层面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二是从提高生产力的层面实现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村集体、承包户以及其他集体成员之间在利益上存在矛盾;政策规定与农民意愿之间也存在差距;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待加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推动土地承包与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公共政策冲突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家政府,挑战着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公共政策冲突的产生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公共政策用语选择的模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客观影响,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偏差、公共政策制定技术的匮乏、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的良莠等主观作用,更有公共政策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政策决策机制以及政策内容执行的现实困难等复杂的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