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卸责机制——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

由司法行为带来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这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塑造了将责任汇集于法院最终由法官个人承担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归责中心的法院和法官往往将自身压力往他处转移,形成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向四周其他主体扩散的卸责机制。卸责的手段主要有诉诸权威、规则依赖、对外转移和集体承担等。从机构层面看,法院通常将责任转移给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法院;在个人层面上,法官则将责任转移给合议庭其他法官、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以及被告人本人等。司法责任制改革在落实如何追责的前提下应当探索构建合理的卸责机制。相比于遇到瓶颈的“实体控制模式”,发挥程序功能对责任进行转移分担的“程序控制模式”效果更加显著且更易被法官所感知。     

中美民事诉讼若干重要制度之比较研究

美国民事诉讼作为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典型代表,与我国的民事诉讼相比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制度精神上都截然有别。文章通过对两种程序中一些重要制度的双向比较,力图揭示彼此间的差异以及由差异所反映出的意义所在,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有所帮助。     

论“混合制”陪审模式的建立

人民陪审制在我国是舶来品,其建立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司法民主;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目的。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制的实际运行与以上两个理念冲突,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制的功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对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我国的人民陪审制改革应在立足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陪审制的合理因素,建立我国混合式的人民陪审制。     

陪审团审理微观制衡机制考察——一个以美国为对象的分析实证视角

“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决定法律问题”的常识观点虽揭示出陪审团审理的基本框架,却过于简单,且与实际不完全相符。陪审团审理还存在一种微观的制衡机制,即法官可以通过运用证据规则、对陪审团作出指示、指定裁决形式,以及批准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的动议和重新审理动议等方式制约陪审团的事实认定;陪审团则可以在定罪、量刑和裁定民事赔偿额度等方面影响法官对法律问题的决定。这种微观制衡机制既保障了陪审团审理中的事实认定,又维护了法律适用的正当性。     

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对品格证据进行释义与法理分析，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的演进历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就美国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立法与使用问题进行剖析；最后，以美国为借鉴，初步提出我国关于被告品格证据使用的设想。     

对科学证据的反思--以程序为视角的关照

科学证据就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各种事实材料,其内涵是科学原理和技术的证明性,其外延则由于法律对科学知识的确认而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因此,科学证据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证明过程的复杂性的特征。证据法学应该放在程序法学中加以关照和认识,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和对抗制同科学证据的适应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证据与诉讼程序之间关系的集中反映。以程序的视角规范科学证据包括审前证据规则的设置和审判过程中对于科学证据规则的强调。     

对美国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考察

美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保留并且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其对死刑案件设置了严格的诉讼程序,如特殊的死刑诉讼提请批准程序、大陪审团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死刑执行方式等,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错判、误判的死刑,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这对我国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愤与刑事司法

法律,国家稳定的基石,法治的根本;民愤,只不过是一种民间情绪而已。从表面上,法律是法律,民愤是民愤,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但从最近的许霆案,到张金柱案、黄静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邱兴华案等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愤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意无意间成了左右审判,铸造冤案的祸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怪乎有人质疑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中的民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Provisional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fact

The paper explains and differentiates the concept of ‘fact’ in the legal setting. Fact and evidence, fact/falsity distinguished; fact and law considered -- a real difference or a pragmatic device? Questions of fact and degree considered,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jury trial and of appeals. Primary fact, factual inferences from primary fact, questions of classification of fact are considered. Whether inference is supported by evidence, and whether classification is correct may be questions of law. Issues of fact and opinion, fact and comment, relative to freedom of speech, defamation etc: no clear distinction available. Legal problems concerning absence of workable disti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