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主义进路———以 1978 ~2013 年土地立法为样本的分析

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出现,是政治经济体制巨变所催生的产物.30多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则是该立法进路的一个缩影,而暂行法、试点立法则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验性立法的保障下,土地制度不仅平稳、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形成了全新的土地法律体系.虽然在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负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但制度风险小、操作成本低的优点仍使得它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面对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性立法必须在立法的规范性上作出适度调整,以保障土地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论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的刑法规制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在国家级考试中实施舞弊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处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或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等罪名。但对于为舞弊者提供协助行为情节严重的,现行刑法却无力惩处,并且对教师帮助学生实施舞弊行为适用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处罚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弥补刑事法律在规制国家级考试舞弊行为上的不足,必须在刑法中增设＂协助国家级考试舞弊罪＂,以有效地遏制考试舞弊盛行之风。     

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预防生态环境退化,还应根据生态环境发生退化的程度对其进行事后恢复。生态环境恢复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环境权益。与传统环境立法不同,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更强调对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救济。我国现行立法中,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尚有诸多缺失,应加强生态环境恢复方面的立法,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论我国“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实现与障碍

“小产权房”是否合法化的问题已成为“小产权房”问题争论的焦点内容.纵观中国现行法律,不难发现关于“小产权房”“违法”的相关立法之间存在着逻辑上和法律上的种种矛盾与冲突.通过对“小产权房”的立法以及相关法律规章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在我国“小产权房”应当实现合法化.“小产权房”应当拥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并应通过立法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促进我国“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步伐.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演进及存在问题研究

耕地保护制度是耕地保护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耕地概念和耕地保护内涵的科学界定则是耕地保护制度建设的基础。梳理建国以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演进,不难发现现行制度存在耕地概念不完整、主体利益不协调、法律和经济实施手段不完善以及质量和生产自然条件保护不足等问题,而尊重市场经济原则,运用经济手段、走法制化道路将是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建设的方向。     

论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兼评汪全胜教授《立法后评估研究》

立法后评估是衡量或检验一部立法质量高低的基本制度.因立法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意义,其可操作性的理论设计较为详备,以及对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制度的容纳,使得该制度“看上去很美”.然而,可靠性与有效性是立法后评估走向“实际很有效”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尽管汪全胜教授等所著《立法后评估研究》对立法后评估的基础理论及如何操作进行系统论述,但没有从理论上有力解答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问题,尤其是如何保证评估信息的可靠与评估回应的有效.立法后评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表明我们对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此,可通过重构评估主体模式以及改进评估方法和技术等方式,来增进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我国封建社会农地制度历史流变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廊中,朝代的更替伴替着土地制度的变革与转换。回溯我国封建社会的农土制度的演进,解构这一时期农地制度的形成、发展、发达与覆灭,总结其中的实践主题、时代背景与演变规律,凝练出可值借鉴的对策建议。     

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及劳动关系的特征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 ,使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使原有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使外商投资企业在立法和劳动关系上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特征。     

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刑罚方法述要

文章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在总结我国刑事司法初衷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在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方法(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应当如何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提出许多可资考虑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