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行性探究

我国立法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只是在《担保法》中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笔者主张,为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我国立法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以目前《物权法》的制订为契机,以我国农村土地使用现状为背景,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永佃权相关理论与实践,从社会政策以及法理考量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实现,以期为将来相关立法提供现实设计,推进我国担保法研究。     

房地产一致原则质疑

在我国现行房地产立法中确立了房地产一致原则,该原则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产生了一些弊端。地上权制度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能够克服房地产一致原则带来的弊端,是构筑我国土地使用权与房屋等建筑物所有权关系的最佳选择。     

基本权利具体化之辨伪

基本权利的具体化是一个如何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问题,涉及法律的品质、宪法与法律、宪法与公权力的关系。立基于防御品质的早期基本权利具体化是一个法律保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权利限制同义,意在通过立法划定外部界限明确其内容,其后发展了国家保护义务与重大性理论,行政权与司法权亦负有具体化基本权利的义务。具体化的实质一则在于确定以立法者为优先的所有国家机关之于基本权利的义务;二则在于在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同时划定不受公权力支配的核心领域;三则在于使基本权利于具体生活关系中获得内容。广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基本权利的形成、限制与保护,狭义的基本权利具体化要求普通法律在具体的生活领域与生活关系中形成基本权利的内容。     

农户承包集体土地合同上的财产关系

关于集体土地的各种问题是法学界长期热议的问题,其中农户承包集体土地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民法需要解决的是该种合同的性质和依据这种合同取得的财产权的性质,以及依据性质定位建立健全对其保护的机制与具体制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厘清农户承包集体土地合同的基本法律关系,进而对这种合同以及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权的性质以及财产权的主体关系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这种合同制度整体适用的统一原则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立法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土地用益物权体系是一种二元结构 ,土地用益物权被分为国有土地用益物权与集体土地用益物权。这种二元结构具有很大的弊端 ,应当以私法语境中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取代土地所有制概念作为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逻辑支点 ,将现行的土地用益物权整合为建筑用地使用权与农业用地使用权 ,同时增设派生性土地用益物权 (土地租用权 )与辅助性土地用益物权 (地役权 )。     

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问题探析

劳动群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我国土地公有权的重要形态,其土地权益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以此法律规定为基础,对土地补偿中的补偿前提、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被补偿主体、补偿程序、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补偿实现以及法律责任等有关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     

中国山区土地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

中国是一个世界山地大国，国土面积的近70％是山地，大量农村人口分布其中，集中了中国的贫困地区。山区土地资源丰富、利用程度低、开发潜力大。生态问题突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是山区土地利用关注的焦点。根据山区土地利用特点，依托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契机，建议按生态优先原则发展山区现代特色农业，加强山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工程标准的研究，科学、规范、有序地进行山区土地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改善山区农民生活，促进山区发展。     

我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厘定与处置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制度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公共利益有不确定性特点,在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实行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我国土地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认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土地征收相关立法,总结我国土地征收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采取如下措施: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建立听证、复议和复审程序、公开程序和监督程序。     

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视角透视土地征用的正当性

国家因为公用事业的发展而征用土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被征用者利益,应对政府土地征用权进行正当性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对土地征用目的、征用补偿和征用程序三个方面的正当性进行检验。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农村土地改革的内容 ,绝非土地物权制度所能够完全包含。家庭承包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以土地经济利益诱导性配置为核心内容的帕累托改进 ,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很多的“非帕累托改进”因素。农村制度变革必须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农民的意识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相吻合 ,必须尊重农民意愿 ,坚持渐进式变革模式。农村土地的权利结构本身也必须与农村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