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滥用劳务派遣之反思与规制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务派遣用工量呈井喷之势。劳务派遣迅猛发展的主要表现为劳务派遣的滥用,劳动立法的缺漏、利益的驱动、企业的经济人本性、政府职能的缺位是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滥用劳务派遣极大损害了劳务派遣劳动者利益,破坏了劳务派遣市场秩序,是本次《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处理的主要问题。通过劳务派遣行业准入制度的完善、劳务派遣适用范围的限制、同工同酬权的保障、劳动监察力量加强等多个层面的治理,将劳务派遣控制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引导劳务派遣规范化发展,落实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区块链法治化监管需要大智慧

区块链"气态化"趋势挑战了政府的监管能力,这种颠覆式创新冲击了既有规则和市场秩序,加剧了国际竞争与挑战。对此,应摒弃政策高度波动与运动式执法,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有助于监管者在创新监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科学立法在区块链监管与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重顶层设计与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法治精神,使监管与风险处置法治化。     

认罪认罚案件"程序从简"的路径

“程序从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上的基本特征,但实践中“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难题始终难以解决。“简易不简”“速裁不速”的原因在于简化仅局限于庭审环节、证据标准机械僵化、内部审批程序过多、文书重复繁琐。按照比例原则,建构分类递进简化模式是程序从简的有效路径,在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级递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分类简化。跳出简化庭审的单一模式,实现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的全流程简化;在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证据规则）的基础上,探索类案证据标准（规则）的差异化;淡化行政审批促进决策的“扁平化”,对各种文书进行“并减”。     

交通事故的灰色预测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预测模型,论述了交通事故系统的灰色性,并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交通事故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某地区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建立灰色动态数列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是一个微分方程,称为GM模型（GREY MODEL）。GM（1,1）则是1阶的,1个变量的微分方程型模型,这种模型与数理统计的方法比较,求解较易,计算量小,精度较高。     

印共(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落后的东方大国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 ,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 ,印共 (马 )是又一个典型。印共 (马 )从印度的特殊实际出发 ,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探索方面取得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成果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我国矿业生产安全刑事立法探析

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生产安全相关刑事立法逐步完善,但现行立法对矿山行业的风险特殊性重视不够,片面关注事故结果,对危害矿业安全行为的刑事介入度不足,并且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把矿山等高危行业明确规定为刑事打击重点,增设"危害生产安全行为罪",并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功能,从而为我国矿业生产安全提供坚实的刑法保障.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