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认识论探略

经济法认识论是经济法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部分。在今天“重写法律史”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除了应该对其间新兴的经济法律现象加以认识之外,更应该对这种认识的过程及其成果进行系统的反思,即加强经济法的认识论研究。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化对经济法的理解,进而以正确的认识成果指导经济法实践。     

经济法对宏观调控权的规制——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调控为例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宏观调控是国家调节三方式之一,宏观调控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控措施应当科学、合理。需要依法调控,用法律控制权力,防止滥用宏观调控权损害民众利益。宏观调控包括控制与引导、宏观与微观管理相结合,不能片面理解为"控制"、从紧,也不能把各种行政干预措施都当成宏观调控,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行政命令计划管理之实。     

关于我国惩治黑社会犯罪法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反黑刑事法律对于惩治黑社会犯罪起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法律仍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针对目前反黑实际,应制订反黑单行刑事法律。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反黑刑事立法,对于制订大陆地区反黑单行刑事法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概念及辨析

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是我国法律必须明确却而尚未明确的两个概念。紧急状态是相当程度危险下的一国国内的社会状态 ;依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对其外延作不同划分。战争状态可以从传统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次上理解。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的关系取决于一国法律对紧急状态的界定和在什么意义上阐述战争状态。     

论依法治教的几个基本问题

探讨依法治教的科学内涵和特征,分析人们在依法治教上的认识误区,阐述加强依法治教对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Responding to my interlocutors: a subject in the making...

In this response to Ronnie Lippens’ and Erik Claes’ critiques of a paper entitled ‘The Lore of Criminal accusation,’ Pavlich notes the ways in which his work might be compared to, yet differentiated from, abolitionist approaches to crime. Working through Lippens’ comments, he notes a possible way to understand the analysis and politics of crime (through accusation). Pavlich challenges Claes’ optimistic hypostatization of ‘criminal law’, idiosyncratic understandings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centrality of accusation to creating criminal subjects.     

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刍议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依法治国能否有效进行。目前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与形势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为了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必须通过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建立和完善对公务员评价考核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使公务员真正树立行政法治观念,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美国法制建设与立法透明度初探

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有效实施,美国在行政立法过程中,非常重视公众对立法的参与。联邦、绝大多数州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向社会公开,也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公众、社会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立法,给公众随时可以了解立法情况,以及生效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内容提供便利条件。公众认为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可以直接诉讼到法院,强化了监督机制。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决策的界定

行政决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法治政府的重要活动，现代行政决策应当是正当的行政决策。一个正当的行政决策，要兼具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等要求，在内涵上包括决策目标、决策手段、事实基础、法律依据等四个要素，在外延上包括一系列行为。法治视野下的行政决策主要是重大行政决策，重大的标准可以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确认。重大行政决策需要根据其价值目标和内在要求的不同进行类型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