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5:革命根据地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

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     

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从比较法研究的视角

特定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法律人才的素质，更对国家的司法体系，法的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法的运行模式等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会对国家法制建设和社会变迁起到积极作用。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存在定位不清，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形成办学特色等问题。通过比较法研究，寻求相应的改革路径。     

多元法律文化的整合路径探析

中国法律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多元、落后和冲突状态,但也存在着整合的可能。中国法律文化的构建就是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多元性的法律文化的整合过程,这是一个从多元冲突到共同繁荣的发展过程。通过交流、沟通、互动、吸收、整合来消解冲突,进而构建起一个先进的和谐的法律文化系统,为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和司法制度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文北京＂建设的法制思考

“人文北京”建设的核心是“人”和“文”，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从“人”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设更加繁荣、文明、和谐、宜居、健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从“文”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法治”建设，是人文北京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涵要求。一方面，法治是实现真正的“人文北京”的内涵之一；另一方面，健全法制又是“人文北京”建设的根本保障。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协调高效的文化执法机制、廉洁公正的司法运行机制、便捷的法律中介服务机制是文化法制建设的要求。在“人文北京”法制环境建设路径方面，建议构建“人文北京”的法制建设规划；健全“人文北京”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创造“人文北京”的良好法治氛围。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完善基层法律服务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直面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新形势。兵团基层农牧团场职工群众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与El俱增。迫切需要法律的指导、帮助。当前兵团农牧团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存在主体定位不清、业务职能交叉混杂、管理组织相对松散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短缺，服务水平不高。服务质量偏低的问题，应进一步规范和创新基层法律服务活动，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基层法律服务水平。     

郑州市郑东新区拆迁安置法律问题分析

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征地拆迁行为进行规范,除了国务院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外,各地主要是以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为依据解决拆迁问题。以郑州市郑东新区四个安置区的居民为调研对象,对郑州市郊区近阶段拆迁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拆迁户群体的拆迁满意度并提出相应法律建议,具有较高价值。     

诊所法律教育的状况及其存在问题研究

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法律教育方法，迄今已在全美法学院普遍施行。我国引入这一教育方法后，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本文在描述诊所法律教育在国内外的产生及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就诊所法律教育所蕴涵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前行路径探析——基于法律保护的视角

新《保险法》加大了对被保险人的权益保护力度,但对代位求偿权保护的规定仍显粗略,导致实践中代位求偿效果差。代位求偿权的法律保护比其行使更为重要,但法律是间接通过对被保险人的规范和制约来实现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法律保护。目前存在争议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弃权行为的效力、被保险人提供协助义务的形式及范围、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价值。面对未来,我们应构建中国法下的保险代位求偿保护制度。     

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布违法事实已经在我国当下诸多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运用，并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证券监管立法初步认可。法律概念用语的模糊、程序及责任规定的缺失，致使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依托行政行为形式化原理，可对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作声誉罚、公共警告、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形式及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区分。鉴于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不当运用容易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分别从行使条件的拟订、正当程序的遵守和预防性救济机制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