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French engagement versus British commitment. Was it interlingual miscommunication 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BSTRACT

The efforts undertaken to establish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Union started many years earlier. The history of establishing a pan-European organization is interesting not only for historians and economists but also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as it is the history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One such negotiation was allegedly ineffectiv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term engagement and its English equivalent employed b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hat is to say the English term commitment. The authors aim at presenting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negotiations and the soc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terms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provoke the reader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negotiation was broken due to interlingual miscommunication resulting from erroneously chosen equivalent or it was destined to failu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ue to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negotiating par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 authors have analysed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n course of negotiation. The history of negotiation and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are combined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semiot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extual dependence of meanings of terms and their dynamic evolution in time and space.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发达国家质量监管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产品质量法的实施已近二十年了,但我国产品质量状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不无关系。本文分析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政策及措施,并以此为启示,提出了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四位一体"的质量监管体系的立法建议。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德国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民法典的借鉴意义

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2002年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基础瑕疵制度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显失公平制度、附条件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区别,并且具有独立的价值基础。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引进此种制度,并对该制度实行分别立法的模式,将法律行为基础欠缺制度规定于总则编,将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制度规定于合同法编。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法律后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

保险领域中,公共政策要求“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犯罪中获利”,但须区分“一个人不能从他人的犯罪中获利”之情形。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应视保险目的与功能而异其法律后果:若被保险人因预谋犯罪而直接谋求保险金,保险人当然免责;若被保险人在投保二年后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虽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但应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若故意犯罪并非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能当然免责。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     

强制采样的法治化探索

在侦查实践中,强制采样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强制采样的条件、审批程序、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