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区目标及其实现的法律保障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历程中，城市社区的地位、作用都将更加突出。而建构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体系，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目标模式和法律保障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工程，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而法治既是和谐社区的基础，更是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和目标实现的保障。     

私法中的“人”——法人体系的序列化思考

与传统的私法视角下、交易场合中，法人与自然人一律平等，皆为无差别的“私法中的人”的思维不同，在历史观中，“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是具有法社会学意义的两大法人“模型”。两模型之角力，体现为不同的法人类型通过消长其“社团性”，调整团体与团体成员各自就法人财产进行支配的“法律上的距离”，而排列为与其公、私域属性相适应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法人类型序列。在历史上这可呈现为各法人本质学说流派的论争，在当代则反映为某些民法典中，不同社会功能法人类型的财产权强弱之差序安排。最终这将促使民法扬弃对法人的狭隘私法定性，正视与回应法人跨越公、私体制的“复合人”特质，进而也提高民法应对社会分化与转型的能力。     

论诱惑侦查对反贪工作之借鉴及法律规制

虽然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和特征存在不同的理解,并且诱惑侦查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冲突,但引进诱惑侦查对有效突破贿赂案件、拓宽侦查途径、实现检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只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案件使用范围,运用诱惑侦查能够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统一的目标。     

论法官的知识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司法活动专门化的进程,受社会的变化、法官与学者的作用以及国家策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官的知识也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迁。现代社会中法官的知识对法官及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法官知识的转型过程中,在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应忽略法官的生活知识及生活理性。     

汉魏晋的礼仪立法与礼仪故事

在古代礼仪法的沿革发展史上 ,汉魏晋时代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此间 ,礼仪立法繁荣 ,故事广泛运用。从形式上看 ,封建制的礼仪法在这一时期从草创发展到规模粗具 ,规范从零散、分散发展到系统化于一部专门的法典 ;就内容而言 ,从古礼到新礼的转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并基本完成。这为后世礼仪法制的成熟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行政裁量的本质论与运行论

行政裁量是现代行政任务和行政功能变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追求个案的正当性,减少立法成本,促进行政效能。从本质上看,行政裁量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是行政机关对法律效果的自由选择行为,从而与作为判断权范畴的不确定性概念相区别。由于行政裁量所包含的“主观意志性”的非理性因素极容易导致行政裁量权被滥用,为此,现代国家设计了各种规则和制度将其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以实现行政法治理性。     

法律对社会冲突的控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实社会是冲突与和谐的统一体。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冲突,而是社会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冲突。中国目前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对各种社会冲突进行有效控制。在立法上,建立一种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整合的制度,实现对利益的分配、保障和和谐;在司法上,做到阻止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容许法外利益,实现司法公正。     

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

本文从法律诠释与权利分配之关系入手 ,论述了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任何法律诠释总是和一定的利益要求及对该种利益要求的规范调整相关的 ,这是决定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必然关联之内因。在此基础上 ,文章站在批判立场 ,逐层对法律诠释理论和实践做了反思 ,并提出通过对话与整合 ,以“超越”法律诠释之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思路。     

归纳法在判例主义法律推理中的有效性与论证

法律推理既具有逻辑特性又具有法学特性,所以法律推理的有效性也应当分别通过逻辑视角与法学精神进行论证.判例主义法律推理融类比推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为一体,具有良好的自我检验功能.归纳推理在判例主义法律推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归纳推理在逻辑上仅仅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即具有"归纳问题",但在"归纳原理"的作用下至少能够保证推理结论的"概率真理性".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