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整体创新与局部推进、制度约束与实践先行、顶层设计与地方首创、理论突破与摸石头过河、模式借鉴与变通改进、创新动力与利益追求、革故鼎新与路径依赖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影响着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未来走向和发展。     

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监狱法律援助工作

对在押服刑人员开展法律援助,符合法律援助为维护处于贫弱地位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这不但有利手提高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也有利于维护监管安全大局,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与正义。如何正确认识监狱法律援助现存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实施策略,对监狱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江苏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形状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该文分析了江苏省1999年至2009年各市GDP数据与各市环境污染三废数据的关系,提出江苏省环境污染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该文采用面板模型对苏南、苏中、苏北的三废污染数据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数据的关系曲线进行分析描绘,结果发现在江苏三大区域九种经济与三废污染的关系曲线形状中,有的呈现“N”型,有的呈现“-”型,有的呈现“S”型,总体并无特定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情况与三废污染之间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环境。     

海峡西岸经济区视角下的福建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基于海西区与我国三大经济区的比较研究

由于长期被看作是海防前线,福建各项建设曾十分落后,福建在我国沿海经济带上属于“凹陷区。经济低洼地带”。2009年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海西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本文从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古典模型入手分析了我国三大经济区的状况,并与海西区作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福建以及海西区的城市发展战略。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机制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是当前我国量刑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权也是公诉权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量刑建议对于实现量刑公正、提高效率、加强人权保障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通过考察量刑建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推进历程,分析量刑建议的定位,从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类型、提出、审批、结果监督等方面,系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量刑建议运行机制,并对相关配套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行阐释,力求实现制度合理高效的研究目标。     

关于美国法学职业教育的思考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美国的法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后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灵活,充分反映了职业性特点,教学方法也日益完善以利于学生顺利毕业和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以《宋代法律制度》一章的教学为例

尽管中国法制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中国法制史课程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即除了采用传统的讲授教学法外,还有必要引入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从而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的法律思维能力。本文以《宋代法律制度》一章的教学为例,探析多元化教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应用。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建设的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量新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出现、城市居民结构的多样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域和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服务社会建设是一个巨大新型工作空间,需要在以往工作平台的基础上,积极研究社会领域变化,实现模式创新,延伸工作手臂,推进项目化运作机制,实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共建发展,构建更为广大的统一战线工作大格局。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的两种模型及操作流程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是高校危机干预工作者通过观察、分析和会谈询问等方式,估计和确定特定大学生个体自杀危险程度的过程。自杀风险评估是做好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的起点和核心环节,妥善运用自杀风险评估技术,有助于建立科学的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机制,提高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的效能。     

Explaining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 unified framework to account for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nd economic self‐interest for the case of monetary transfer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Explanation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either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a country or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elf‐interest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study introduces a unified approach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ve measures for the case of intergenerational monetary transfer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Both explanatory approach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action‐based Model of Frame Selection that incorporates normative motives and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to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Using a large sample that deals with questions on the approval of public policies for families and accounts for the normative importan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life in Germany, evidence is provided that both approaches are valid in explaining p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 transf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