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平台公司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信用失序——以法律为视角

法律冲突与制度扭曲环境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即具有结构性信用风险,而平台公司的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具有相关性,其所具有的传导效应构成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风险、土地政策调整风险、银行系统风险、财政风险这样一条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信用风险链并或将成为推手。加强地方政府的信用治理,从财政体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秩序是防范平台公司信用风险的根本手段。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建设的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量新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出现、城市居民结构的多样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域和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服务社会建设是一个巨大新型工作空间,需要在以往工作平台的基础上,积极研究社会领域变化,实现模式创新,延伸工作手臂,推进项目化运作机制,实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共建发展,构建更为广大的统一战线工作大格局。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的两种模型及操作流程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是高校危机干预工作者通过观察、分析和会谈询问等方式,估计和确定特定大学生个体自杀危险程度的过程。自杀风险评估是做好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的起点和核心环节,妥善运用自杀风险评估技术,有助于建立科学的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机制,提高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的效能。     

Explaining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 unified framework to account for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nd economic self‐interest for the case of monetary transfer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Explanation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either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a country or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elf‐interest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study introduces a unified approach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ve measures for the case of intergenerational monetary transfer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Both explanatory approach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action‐based Model of Frame Selection that incorporates normative motives and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to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Using a large sample that deals with questions on the approval of public policies for families and accounts for the normative importan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life in Germany, evidence is provided that both approaches are valid in explaining p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 transfers.     

浅议律师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律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律师的政治职责和职业使命使其在处理社会矛盾的工作中应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我国律师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发挥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需要从健全制度、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高自身素养、发挥律师职业优势等方面来共同推进。     

近十年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刑罚研究述评

相继出土的甘肃居延汉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竹简填补了对西汉初期法律制度研究的空白.近十年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刑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刑罚体系研究和具体刑名考证为内容的刑罚法律制度的研究,对刑罚适用一般原则和具体刑罚的适用原则为内容的刑罚适用方面的研究,以及汉初刑罚法律思想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刑罚的执行和刑罚的消灭制度研究不够;与同时期的其他简牍文献的比较研究尚且不够,并且对一些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并考证研究.     

顶岗实习的法律调整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对顶岗实习行为特别是未对实习学生的权益保护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现有规定存在缺乏针对性、效力层级低、倾斜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缺失等瑕疵,无法对顶岗实习起到实际的调整作用,并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因此,需要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健全和完善,以利于顶岗实习学生权益的保护和顶岗实习工作的有序开展。     

权利能力制度初探

权利能力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的"人格",在抽象层面是指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在具体层面是指成为特定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目前,权利能力有关制度中存在权利能力平等规定的不当与缺位、限制监护权利能力规定的缺位、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混淆、经营范围限制企业法人权利能力的疏漏等问题,应结合世界立法趋势和中国法律实践予以解决,完善中国的权利能力制度。     

论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弱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切实保障人权;同时积极推进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积极防卫社会,努力实现保障人权与防卫社会两大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重灾救援与灾后重建的“中国模式”探讨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史。进入21世纪后的短短10年中,中国大陆就发生了4次特大自然灾害,如南方冰雪灾害、汶川、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并迅速进行灾后恢复建设,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不仅可以为我国以后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可为国际社会提供减灾救灾的“中国经验”。